我父的工作頗獲好評，很受尊重。不僅在他們的圖書館裏至今仍可看到父親當年繕寫的卡片，作為文物以珍藏，而且由於他知識廣博，謙恭厚道，學行無比，教學認真，在當時得到校方的稱讚，加之廣集漢儒籍，建立德國第一間漢學研究中心，至今為德國所樂道；更為弘揚中華文明，促進中德文化教育的交流，起了首創之功。
1916年秋，四年合同期滿，該校商議續約。父親考慮到當時的形勢與中德關係以及戰時生活的困難，還有對我留在國內而慈母見背、體質孱弱的關懷和掛念，終於決定回國。因受戰爭影響，交通受阻，回程經丹麥、瑞典、芬蘭轉彼得堡、莫斯科回國諸多阻滯周折。
1917年5月至11月，父親先後任副總統府、總統府顧問、谘議，又兼江蘇督軍署內秘書職，不用全日上班，不理實際政務，隻是處理一些禮節性的應酬文字而已。其後曾任財政部秘書、江西省財政特派員等職。在江西任內有商人請求父親在修訂某條例時能照顧他們的利益，事成則酬以重金。祖父當即嚴詞拒絕，此事當時曾傳為美談。
1927年後，鑒於時政腐敗，父親憤而去職，以鬻字為生，並教育我們以治學為本，應從事教學研究工作。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由南京住所暫去揚州再輾轉入川。初居成都，因避日機轟炸，移居夾江、眉山、樂山等地。及勝利回南京，居住長兄承祖處。1956年冬由我接回廣州定居直至逝世。
我父的思想比較開闊，又有強烈的愛國心，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十分痛恨，曾對采訪記者說：“我是經曆過三個朝代活的曆史見證人。清代，我參加科舉考試十五年，袁世凱妄想登基稱帝的時候，我正在北平，拒絕為其所用。民國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我在德國柏林親耳聽到過帝國主義掠奪戰爭的炮聲。中國人到處受到歧視，那是個什麼世界啊！當我回到廣州的時候，走到沙麵望一望，帝國主義者都要來趕你。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使我灰心失望，我再也不過問政治，整天過著‘清高’的隱居生活。”在思想苦悶之際他讀佛經，並手書《金剛經》、《心經》多通。父親讀佛經並不信仰佛教，因深知其為虛幻，在詩句中，間有佛家語及悲天憫人的情調，流露出一些無可奈何的情緒，反映出知識分子在沒有找到正確的道路、具有正確的世界觀之前，對現實不滿而又找不到出路的矛盾心理狀態。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解放前夕。
但是當民族危機出現，他又表現出愛國知識分子的那種本性。日本製造“九一八”事變侵占東北，他的《感憤》詩寫道，“驚看砧肉供刀俎，忍撤藩籬逼冀燕”。並有“長蛇封豕欲難填”句，憤怒控訴蔣介石的投降主義路線，指出帝國主義的貪婪本性以及反動賣國政策必然帶來的災難性後果。
1941年秋前方傳來喜訊，祖父欣喜不已，寫下了“十六萬虜同灰埃，歡呼河山指日複，驅除虜騎清九垓”（《辛巳中秋喜湘北奏捷》），與其後所寫的“滅寇此嚆矢，歡呀瞻前路”（《湘北三捷》）等句，皆膾炙人口，被廣為傳誦。（以上各詩皆見《商衍鎏詩書畫集》）
在蜀避難時期，父親沒有收入，經濟上有很大困難。那時我與兄長承祖雖皆在大學任教，工資微薄，得出外兼職，有時還要典當，才能維持生計。我父為了減輕我們的負擔，不讓我們為他的生活擔憂，乃決定賣文鬻字，靠硯田耕耘，自力更生維持生活。因父親的書法早負盛名，求書者眾。又時人往往分請甲辰科三鼎甲及傳臚各寫一條幅，合為清代四進士的四屏，珍藏鑒賞。除父親外，另三皆在淪陷區，在求得他們三位的書件後，必須得到我父的字，才成全璧，因此來找的人不少。此事榮寶齋積極參與，借助他們各處都有分店的優越條件，承擔收轉寫件的聯係工作。通過這條渠道，寄來的寫件源源而至。由於戰時經濟不振，潤金不可能定得太高，扣除中間費用之後，所得不多，再加物價猛漲，潤格的調整大大滯後，收入並不理想，但畢竟開辟了一條財路，生活得以改善。有時書件很多，父親不得不終日揮毫，十分勞累。寫到這裏，汗流浹背，內疚萬分。
父親在當時的生活簡樸清苦，與當地文士十分友善，以詩會友，不時相聚唱和，每有佳作，輒轉抄傳誦。其中最有影響的揭露國民黨政府隻知發國難財，造成惡性通貨膨脹的罪行，並揭發政府人員借修築飛機場，加重剝削壓榨人民的實情。篇篇詩作，針針見血，說出了人們的心裏話，一時索稿傳抄者眾，大有洛陽紙貴之勢。他曾向當政者提出“民心去盡國何在”的質問。此時他看清蔣家王朝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方麵皆不可救藥，再也不存任何幻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