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冬回到闊別四十五年的家鄉，翌年廣州解放。在這前後期間父親客居港澳，赴京與大伯相聚，再返金陵著書立說，至1956年再歸故鄉。在南京，父親老友人中的民革成員，常邀之一道參加學習活動，我父覺得很有收獲，每次都積極參加，也影響了一些友人並帶動了他們同往，從中接受教育，思想進步很快。在當地黨和政府對他老人家關懷下，先後安排他為江蘇省政協委員、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到廣州定居後，仍然安排為廣東省政協常委、廣東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以及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發表了《贈海外愛國僑胞》、《和平共處展望》、《號召實現和平解放台灣》、《為黨八中全會的號召歡呼》、慶祝國慶十周年的《開國大典頌》等，歌頌黨的英明偉大、政府方針政策的正確，表達了他熱愛社會主義、熱愛人民的情懷。
我父中年有一些雜著皆毀於戰火，後生活飄零無心著述。建國後精神振奮，老當益壯，每想發揮所長有所貢獻。他考慮到在清代，自己親身經曆各項科舉考試十數年，體會深刻，而對這項重要製度的專門著作還未看到。為填補這一空白，他自1954年起即著手撰寫《清代科舉考試述錄》一書。在搜集資料方麵得到南京圖書館、江蘇省文史館、南京大學圖書館及熱心友人的大力支持，經三年艱苦努力，五易其稿，終於完成了二十三萬字的專著。該書材料充實，內容豐富，對研究清代科舉製度提供了重要資料，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該書除科舉考試本身問題的闡述外，還以最後一章介紹科場案件與軼聞。其中的重大事件與冤案，反映出當時社會的腐朽與黑暗，而應考士子亦受到種種折磨，甚至陷入文字獄，其被摧殘的慘情，使人聞而心寒。
古人以詩書畫為“三絕”。父親在這些方麵皆有很深的造詣。
父親在書法上造詣很深，他的作品流傳不少，書法界有一定影響。過去在書法界有一種偏頗的說法，是“翰苑書例無足取”，是說科舉人士因受“館閣體”的束縛，不能成為書法家，這當然是片麵的。葉恭綽先生曾加以批駁。他說：“謂書家不能囿於翰苑可也，謂翰苑之必不能成為書家不可也。”這是很正確的。這個問題應該具體分析。我們知道，清代科舉考試對書法要求嚴格，因此士子必在這方麵下很大工夫。但是當時考試使用的“館閣體”，要求字字整齊，筆筆平正，大小劃一。這種刻板式的寫法為書法藝術界所不取。父親深知自己的字有筆法單調、不夠開展的弱點，中年以後，從章草下手，力攻草書，六十歲後逐漸形成自己的風格。評者以為他的書法兼有顏字的沉著端莊、褚書的秀勁超逸，天骨開張，姿態穎秀，有很高的藝術水平。
我父喜歡畫竹，作品不多，但風格不凡，挺拔多姿。他題畫竹的詩有數十首，每以“遇嚴寒而蒼翠不改，經霜雪而愈盛”的品格以自勵。他總結了前人畫竹的實踐經驗，撰寫《畫竹一得淺說》約兩萬字，很有參考價值。我父為人正派，心胸開闊，他對子女要求甚嚴。但絕無專製家長作風。每以祖訓“四惡勿沾，勤儉守正”教育我們，並親書《荀子·修身篇》句與我為警言；至今荀子的“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三句，言猶在耳，並將其寫成條幅，懸之書房作座右銘以相警。他自己也處身力行，以身作則：為官清廉，煙酒不沾，生活簡樸，待人坦誠。我兄弟兩人在學術界的貢獻與成就以及在思想上不斷批判自己，在政治上繼續要求進步，這一切是與父親的教育分不開的。我父青年時經常打太極拳，中年以後堅持練“八段錦”及自我按摩。他近九十時仍耳聰目明，步履穩健，這是他重視自我保健的結果。
我父一生的遭遇，起伏很大。他少年艱辛，青年得誌，中歲迍邅，晚年幸福美滿，可謂否極泰來，紅霞滿天。他1963年辭世時甚為安詳，公祭儀式由當時省委書記區夢覺主持，副省長、中大校長許崇清等各界人士三百餘人參加，十分隆重，足見他深受人們愛戴，可以說一生無憾矣。
“癡願淘將渣滓淨，此身與世共光明”，這是父親晚年居於中大的《康樂村居集詩》八首之末的詩句，也是對自己一生追求的總結。
（誌馥、誌校補正，本文經與誌馥先生相商作了壓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