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母親受聘為新創建的武漢大學的首批教授來武漢，任外文係教授，從此開始了如日中天、成果卓著的戰前八年。她不遺餘力地向青年學子介紹西方文化的精粹，教書育人的熱情極高，恨不能把自己“紮紮實實填下的一肚子學問”統統掏給學生。不像有的大學教授多年隻教一兩門課，年年重複同樣的教材，她不斷開新課，不斷更新老課的內容，總是忙著備課，閱讀大量新資料，編寫講義。她在武大教過的課，除莎士比亞，還有現代歐美戲劇、希臘悲劇、希臘神話、法文、英文散文、中英翻譯等。教課之餘，繼續從事寫作，這期間寫的論文、散文、隨筆，自選為文集《山居散》（商務1937年）。其中論文有《文學的使命》、《論戲劇創作》、《莎士比亞的幽默》、《歇洛克》、《墨特林的靜默論》、《短篇小說家契訶夫》、《妥瑪斯·哈代》、《易卜生的野鴨》、《皮蘭德羅》、《法國近十年來的戲劇新運動》、《讀王獨清君〈詩人繆塞之愛的生活〉》、《莊士皇帝與趙閻王》等。論及莎士比亞的就有兩篇。
1933年，在相隔十年之後，她生了弟弟楊弘遠（現武大教授，中科院院士）。她在校內和全國廣交文友，過從最密的有蘇雪林、淩叔華。由於她們三位都是珞珈山上的知名女作家，人稱“珞珈三傑”。
1937—1945年抗日戰爭的八年，是母親事業的又一高峰期。1938年初，她和全家隨武漢大學西遷至四川。在那以大佛聞名於世的美麗的川西小城樂山，寧靜的日子僅過一年，大災難就從天而降。1939年8月19日，敵機狂轟濫炸了毫無設防的樂山城，在炸彈的肆虐下，全城精華付之一炬。我家的住宅被夷為平地，全家財物蕩然無存。隨後國統區物價飛漲，教職員生活日益困苦。不少人無心教學，或兼職，或另覓門路掙錢糊口。母親雖身經大難，但對教學的熱忱絲毫未減。她教外文係三四年級合班的莎士比亞和近代歐美戲劇，還教法語。跟她學過三年法語的學生，日後就能自由地閱讀和應用。為了加深學生對莎劇的理解和體會，也為了擴大莎劇在全校的影響，她輔導高年級學生用原文演莎劇，記得演出過《皆大歡喜》。學生劇社演出王爾德名劇《莎樂美》，也請她作文學指導和顧問。教學之餘，她仍筆耕不輟。這時期她寫的文章已不同於二三十年代那種熱烈奔放，揮斥激揚，而是增添了富於人生閱曆的睿智、憂思和哲理，如《生死》、《行年四十》、《漫談》、《愛美》、《成都灌縣青城山遊記》、《關於莎樂美》等。這些文章結集為《行年四十》（商務1945年）。她還寫了一本專著《法國文學》（商務1994年），一部多幕抗戰劇本《飲馬長城窟》（正中1947年）。正如隨筆《忙》中所述，縱然為師為妻為母，柴米油鹽家務纏身，她仍在文學的園地奮鬥不止，精力旺盛有如一團不熄的火。
五十年代初，武大外文係撤銷，母親轉到中文係教外國文學。她真心實意進行思想改造，學俄語，熱情地參加各種政治活動，將毛澤東詩詞譯成英文。她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當選為湖北省政協委員。她出席過三次武漢市文代會，當選為武漢市文聯執行委員，於1956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這期間法國巴黎大學曾通過香港邀請她去講學，被她婉辭。1957—1958年她受到不公正待遇，被錯劃錯判，離開了她熱愛的教學工作。“文革”中進一步遭受迫害，作為“五類分子”被遣送回湖南農村，僅靠我每月彙寄的二十元維持生活。就是在這樣無望的境況下，她仍懷著天真的幻想，要為祖國的文化事業盡心盡力，重譯莎士比亞戲劇。她帶下鄉去的少數財物中，就有一套1911年版的《莎士比亞全集》，篇頁中至今留有她用鉛筆作下的標記和解釋。1973年4月，她病逝於醴陵鄉間，年七十八歲。
1979年，在母親逝世後六年，她的錯案終於得到糾正。袁昌英這個被社會遺忘了二十多年的名字，重新被發現和認識。1981年《新文學史料》第四期刊出了《作家、學者袁昌英》一文（作者李楊），第一次對母親的生平和建樹給予了全麵中肯的評價。她的著作在海內外重新出版，計有《袁昌英作品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李楊編）、《〈孔雀東南飛〉及其他獨幕劇》（台灣商務1983年）、《袁昌英文選》（台灣勤洪範1986年，蘇雪林編）、《袁昌英散文選集》（百花文藝出版社1991年，王之平編，2004年重版）、《山居散墨》（《中國現代小品經典》書係之一，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她的散文風格特色也成了青年學者研究的專題。
母親文如其人，一身正氣，對國家、民族、社會、青年，懷著強烈的愛心和高度的責任感。她在傳授知識的同時，以人格、品德教誨青年一代。據她的一位四十年代的學生、上海外語學院章振邦教授回憶：“袁先生常對我們說，值此世風日下之際，我們每個人都要嚴以律己，為國家保留一點操守和氣節，我認為袁先生生前就是這樣的人。她的教誨，至今還在對我起著教育作用。”母親是一位愛國者，火一般的愛國心表現在許多方麵，她曾用英文寫過一本《中國的愛國詩人》，向國外介紹屈原、嶽飛、文天祥、辛棄疾等。而她關於文藝的社會使命的思想，可以概括為她的一篇序言中的話：“實地研究我國下層社會的悲苦或慰安的情形，來多創造維新的戲劇，有生命的戲劇，因之可以影響及於改良社會，改良生活。”
《讓廬日記》摘編
楊靜遠
1943年3月3日星期三
陰森森的天，死沉沉的空氣。上午四堂課隻上最後一堂英詩課，好不泄氣。聽說羅念生先生到成都去了，因為一位美國研究古希臘文學的學者久仰他的大名，特來拜訪他。也許他就不會再來，到燕大去了。回家後，媽喊我一同到蘇先生（蘇雪林）那邊聽故事。蘇先生的故事真是有趣，講的是明末的一個遺臣獨孫的遭遇。這是一篇真實的自述。作者在寫完後就病死了，還不到20歲。蘇先生把他改編為白話文，用一種別出心裁的方法寫出來，把他經曆的事在臨死時回光返照的一霎那重演出來，根據柏格森（法國哲學家）的時間主觀學說。這真是很特出的趣題。回來後，媽媽忽然說：“如果你真有聰明的話，可以試著寫一種有趣的離奇曲折的小東西，倒可解解悶，又可試驗自己的能力。”我說我總有一種成見，好像不是抗戰題材的作品就不合時宜，而八股不合我的性格。她說，一個文學家的思想不能太嚴肅，有時也要寫點輕鬆的東西調劑一下。雖然我口裏還在分辯，然而心已活了。我發現自己對文學還是有極濃的興趣。現在的鬱悶不過是一時的不如意，遇了阻礙以致活水凝滯罷了。可是要寫小東西也真不容易。雖然不要深刻的思想，可需要熟練的技巧和靈活性的想象力，我是否真具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