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偶見一條新聞，某位考古專家花一千八百元買到一柄古劍，認為是越王劍，比上世紀六十年代出土的那款還要珍貴。後來又有人認為是贗品，沸沸揚揚，聚訟不定。我對考古一竅不通，但由此想起了我童年時期十分熟悉的、父親的清華老同學方伯伯。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國考古界的一大成果，是在湖北江陵楚墓中發現了越王勾踐劍。那是一柄鋒利無比、精美絕倫的青銅劍，劍身刻有八個變體篆書。時任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年逾六十的方伯伯受命主持寶劍的研究工作，首先解讀銘文、確定劍的主人。他們初步釋讀出劍銘中的六字：“越王自作用劍”。然而中間兩個應是王名的關鍵字，卻難以破譯。於是他發起了一場書信大討論，參加者有郭沫若、唐蘭、商承祚、夏鼐、容庚、徐中舒、陳夢家、胡厚宣、於省吾、蘇秉琦等一大批國內頂級的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方伯伯將銘文的拓片寄予諸專家，請學者們各抒己見。從出土的竹簡確定墓主人姓邵，邵是楚國的望族，方最初提出劍銘中間的兩個字可能是“邵滑”，得到郭沫若的讚同；但公認為識得甲骨文最多的唐蘭卻推斷這兩個無人認識的“鳥蟲書”是“鳩淺”，而“鳩淺”，則是“勾踐”的通假字。經過兩個月的書信切磋，學者的意見趨於一致，認定了劍身銘文是“越王勾踐自作用劍”。以後又有專家對劍的工藝進行專項研究，發現此劍被硫化物鍍過，故能千年不腐，而這項技術比西方早了兩千多年！
一件埋藏地下兩千三五百年
的國寶級的文物、一柄真正的王者之劍的身份終於認定，一場轟動一時的學術大討論也圓滿落下帷幕。學者們的書信被編成《楚墓通訊集》，永遠記錄下這段考古史上的佳話。而這也是方伯伯晚年學術生涯中的最為輝煌的一頁。四年以後，一代學者，一生追求“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方伯伯被迫害病逝。
方伯伯，名方壯猷（1902—1970），字欣安、心安，湖南湘潭人。據我父親吳其昌的介紹，年輕時的方伯伯興趣廣泛，尤愛文學，“浸淫於西洋文學，凡詩歌小說劇本無不畢嗜，亦時有創作，然君自言自娛而已，非示人者，隨即脫手焚之。後此治毛詩，攻中國文學”；入大學後，“又轉其誌於社會科學，凡政治、社會、經濟、法律、宗教、心理、哲學諸書無不攻讀，且及於吾國史、漢、通鑒、通考及紀事本末、宋元明學案諸籍，益期有所成。”在清華研究院，他“治文史之學，著《中國文藝史》十四卷，《太平天國誌》若幹卷，此外積稿尚多。然君素不表暴，扃諸篋而已矣。”父親說他：胸懷大誌，“為磊落慷慨奇男子，然外又以和易隱之，溫柔敦厚，人目之為婦人女子，君笑頷而已。”“得於詩教者獨深”。奇怪的是，父親總把他當弟弟看，“與餘同年，日月後於餘。故其親予也，亦殊異於他人雲。”但我從克立教授給我的《方壯猷傳略》中得知他比我父親足足大了兩歲。這也可看出方伯伯平時為人的謙遜溫和。
方壯猷伯伯在研究院學習一年後畢業，到上海一些大學教書。1929年，赴日留學，從東京大學白鳥庫吉研究東方民族史。次年歸國，在北平各著名大學講課，並連續發表《室韋考》《契丹民族考》《匈奴語言考》等多篇有關我國北方少數民族研究的論文，風頭正健，其間發生了一些事，他複南下，1934年赴法，入巴黎大學研究院，從伯希和繼續研究東方民族史，兩年後回國，到武漢大學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