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隱詩與遊仙詩：方內方外的山水印象
被曆代論者目為山水詩不祧之祖的謝靈運有一個名篇叫《山居賦》（並序及自注），曆來頗受研究者的重視而被廣為稱引。對於這篇文獻在山水詩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誠如蕭馳所揭櫫的：“他或許是最早指出遠離人寰的山林如何區別於人類社會周邊的詩人。”蕭氏對謝靈運在序、賦與自注中表現出的自覺山水意識或山水自覺意識已有所發明，在論著中集中論述了大謝對佛教觀念“清曠山川”與“神麗”之受容（接受與采納）。本書受蕭文沾溉，嚐試另辟蹊徑，從該文獻中析解出創作主體除佛教受容之外的其他審美精神取向。
謝客在《山居賦》（並序及自注）中涉及從遠古到上古眾多傳說中的山林隱逸之士和遊仙得道高人，前者如王子喬、浮丘公、安期生、馬明生等，後者如上古隱士台孝威、商山四皓、許由、老萊子等。他在此處有意把“岩棲”、“山居”、“丘園”和“城旁”四類野外棲居處所與“黃屋”、“市廛”兩類廟堂市井生活對立看待，並把仰慕和探求神仙與隱逸視為“去飾存素”、廢“豔辭”從“性情”的文道抉擇之途。從為文審美趣尚的偏好取向中，足見主體對神仙、隱士地位的推崇和仰慕。《山居賦》（並序及自注）認為，即便像卓王孫那樣因擁有銅礦而富甲一方，像石崇一樣擁有龐大的金穀園地產，這些外物滿足的亦隻是豪強們的物質占有欲望而已。因為，他們隻是把山視作生財的寶藏（卓王孫）、將園林當作宴集之招待所和炫富資本而已（石崇），這些人終究沒有把自己的一顆心安頓在山水間棲息，無從體驗山水審美精神，當然也就無從體驗到莊子“天倪之和”式的大美。細讀謝氏詩作可以不止一次發現，謝靈運的山水詩並非全部是在舶來文化——佛教的浸染下遽然完成的，除了如前展開的《古詩十九首》以來詩歌運動的成果外，還受惠於《山居賦》（並序及自注）中牽引出的以隱逸文化和遊仙活動為題旨的詩類的有益養分，即招隱詩與遊仙詩的積極作用。它們構成朝向山水詩進發過程中的又一重要近源。這兩個詩文類將遠離人寰的山林水澤甚至人寰之外（方外）的仙境導入詩歌文本，構成向山水詩演進曆程中的又一進路。
招隱詩和遊仙詩之所以被納入山水詩前史的演進視野，是因為這兩個詩類所生成的審美經驗在對待自然和主體情感表現兩方麵都有積極推進的作用。這首先表現在作為審美對象的自然維度：招隱詩中的審美對象轉向了構想中的原生自然山林；在遊仙詩中甚至引向了方外仙境，如昆侖與蓬萊，到郭璞遊仙詩中出現仙界蓬萊人間山林化的跡象，轉換了詩思表現的場域。這兩個詩類所呈現的對象和背景第一次從現實生活場景置換到了陌生的山林和縹緲的仙境，這是日常生活的間距化，這是詩歌經驗獲得審美超越的前提。在主體方麵，招隱詩的抒情主體由對自然恐懼、隔膜而到投身歸隱其中，直至追求適性之隱；遊仙詩抒情主體的審美之情由抒詠坎壈不平之懷而至體驗廣漠山林化的仙界之美。兩詩類中的抒情主體對待自然山林水澤的態度漸次表現出親近、親和甚至願意置身歸隱其中的情感取向，這是產生山水同情體驗和獲得山水審美經驗的必要過程。招隱詩與遊仙詩在這兩方麵的積極推進，豐富了詩歌表現的內容和手段，更新和提升了此期詩歌的審美經驗。
招隱詩中的“隱”，就是指那些居廟堂之遠、處江湖之險的隱士和逸人，“義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是他們的遠祖。相對其他詩類而言，招隱詩是處於邊緣不受重視的那一類。這一方麵是由於招隱詩本身的作品數量不多，另一方麵是因為作為詩類的“招隱詩”自身命題的含義處於變動中。而從招隱詩題旨變化的考辨中，或許我們不難析解出抒情主體對於亙古未化的自然山林水澤的審美經驗的變遷與躍升，這種變遷在整體上又構成了朝向山水詩演進的必要一環。
一、《招隱士》：自然山林的恐怖想象
從文學部類或文類來追索招隱詩的緣起，一般認為最早的作品是《楚辭》中的《招隱士》。《楚辭集注·續離騷·招隱士》的題解認為：“《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王安好古愛士，招致賓客，客有八公之徒，分造詞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小山，如《詩》之有《大小雅》焉。”從這段題解我們可以了解到，《招隱士》的作者並非屈原，而是淮南王劉安門下的門客淮南小山。按淮南王劉安（前179—前122），漢高祖劉邦之孫，可知淮南小山生活於西漢初期，這樣《招隱士》也應是此期的作品。《招隱士》篇幅不長，現全文抄錄如下：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繚。山氣巃嵸兮石嵯峨，溪穀嶄岩兮水曾波。猨狖群嘯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塊兮軋，山曲岪，心淹留兮恫慌忽。罔兮沕，憭兮栗，虎豹穴，叢薄深林兮人上栗。嶔岑碕礒兮，碅磳磈硊。樹輪相糾兮，林木茷骫。青莎雜樹兮，蘋草靃靡。白鹿麏麚兮，或騰或倚。狀貌崟崟兮峨峨，淒淒兮漇漇。獼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鬥兮熊羆咆，禽獸駭兮亡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通過文本我們可以領會《招隱士》的主旨：通過對山林中動植物的敘寫，倍顯山中生活孤寂之難以排遣，危險恐懼之不宜久留。由於《招隱士》收錄在《楚辭》中，故《招隱士》的題解認為“說者以為亦托意以招屈原也”，即勸說屈原從危險、不宜人居的山林隱逸中回歸市井廟堂，於是作了與屈原的相關性解讀。而朱熹對文中“王孫”的注解“原與楚同姓，故雲王孫”，似乎加強了這種相關性判斷。
根據這些論斷，我們可以對“招隱”的最初義涵進行定位。即在西漢時期及此前人們對待隱士隱逸行為的一般態度是，到山林中把隱士招引、勸勉回到世俗社會中來生活。在原初意義上，“招隱”之“招”的意思是把隱士（王孫）從留居的蠻荒山野中召喚、感召回來，因為山林生活遠比世俗生活艱苦、危險、有生命之虞、難以長期生存。漢代許慎撰的《說文解字》釋“招”曰：“手呼也。”清代段玉裁注日：“呼者，召也。”王逸《招魂》序中也釋之為：“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楚辭》中《招魂》的“招”與淮南小山的《招隱士》之“招”同義，都是以手或口示意把“王孫”（隱士）從山林中招或召其“歸來”。
我們更為感興趣的是，由《招隱士》中招隱者對待山林的態度可見出主體應對自然的審美態度。《招隱士》篇幅雖然較短，但已經無節製地表現出漢大賦中的鋪陳抒情格調。它對山中石頭與植被的描敘一氣鋪開：“嶔岑碕礒兮，碅磳磈硊。樹輪相糾兮，林木茷骫。青莎雜樹兮，蘋草靃靡。”其中，“嶔岑碕礒兮，碅磳磈硊”具寫各種嶙峋怪石的情狀，宋儒朱熹注曰：“嶔岑、碕礒、碅磳、磈硊，並石貌。”寫植被，先概貌敘述多種樹木草葉茂盛盤纏的情狀（“樹輪相糾兮，林木茷骫”），再列出具體的植物：“莎”（朱熹注：草根名，香附子）、“樹”、“蘋草”，繪寫它們婀娜纏繞，自成自足的自然生態。而更為概貌性的敘述是《招隱士》開篇的幾句：“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繚。山氣巃嵸兮石嵯峨，溪穀嶄岩兮水曾波。猨狖群嘯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似乎是按照遊蹤移步換景，對山中的環境作了一個整體敘述：山的幽深處遍布桂樹，樹上的枝條高低錯落互相纏繞。巍峨的山石上雲氣升騰，險峻的溪穀裏水波蕩漾。在這深山幽穀中，不時傳來猨狖、虎豹的叫嘯嗥鳴，它們在樹叢間攀援騰挪跳躍，山川林流是它們的樂土。朱熹於此注曰：“言山穀之中，幽深險阻，非君子之所處。猨狖虎豹，非賢者之偶。”
也就是說，《招隱士》對山林的敘述，主體要表現的是山穀的“幽深險阻”，不是君子——隱逸人士適合居留的地方。賢者——隱士不應該與猨狖虎豹這些以山林為樂土的野生動物為伍。可見，從生存論而言，幽深險阻的山穀與人間世俗的社會、凶猛的猨狖虎豹與賢者——王孫（隱士）構成富有象征意味的對立。如果王孫（隱士）在山中久留（“王孫遊兮不歸”），到了歲末花草枯死、萬木落盡，這種蕭條與孤獨定然使隱者難以排遣（“歲暮兮不自聊”）。到文末更將這種對比直接並置，直接發出召喚，讓王孫（隱士）歸回到市井化、秩序化的世俗社會中來：“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鬥兮熊羆咆，禽獸駭兮亡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通過上述文本梳理，我們發現，到淮南小山創作《招隱士》的西漢初期，選擇隱逸這一生活方式仍屬不能得到社會普遍認可的特立行為。從《招隱士》是《楚辭》中的一個篇章，我們可以認為將隱士從山中招還使其免受困難的價值取向是屈原時代以來的固有觀念，“因此在《楚辭》中找不到對隱逸自然的讚美。歡樂之地不是自然，而是社會”。由此可以見出的是，隱逸在當時的士人階層中並未成為被普遍接受的主流社會思潮，公開決然到山林中留居修行的隱士在當時並不多見。此文的基本立場是，由於山中生活孤寂艱苦而規勸隱士回歸世俗社會，我們有理由判定《招隱士》對待隱士的態度不僅是社會思潮的代言，更應是作者淮南小山本人的立場。由此可以進一步推論，創作主體淮南小山本人似乎應該是不願意，也沒有身臨其境地到他所敘寫的恐怖孤寂的山林之中親曆目見、扮演隱逸角色遊曆其中的實際境況的。雖然創作主體對山林中的動植物有著較全麵細致的鋪陳，具有寫作技巧上的意義，但是從審美體驗層麵而言，他對自然山林是陌生而隔膜的。這種陌生和隔膜不僅表現在對山林中的景象複現上，更表現在對隱逸山林中的隱士的行為和意義的理解上。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招隱士》的抒情主體對自然的恐怖印象和對自然的隔膜態度，是既有理念指導下的想象的、虛構的成見，而非現場親曆式的同情體驗。正如漢大賦一樣，為著某個宏大題旨從空間上展開對天上人間的物類的羅列、鋪陳與薈萃，都是主題先行，隨後鋪寫誇飾細節以提供證明。由於自然山林在此期是想象的恐怖異邦，人和自然的關係當然就形成冷漠而對立的對峙關係，不可能產生同情基礎上的親和，因此極力陳述山中之恐怖艱難不宜人居。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招隱士》傳統上是《楚辭》的一部分，因而是可歸入“騷體賦”的，風格古雅難訓。它是中國韻文的一個分支，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正宗詩歌。但《招隱士》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考察招隱詩演化的曆史起點，招隱詩詩類在後世的正—反—合的曲折演進，為我們生動地展示了審美經驗中的自然與人類的感性離合關係。
二、張華招隱詩：人與自然隔膜的延續
招隱詩的真正勃興卻是在淮南小山創作《招隱士》四百年後的西晉太康年間，其時可能有眾多詩人染指其間。南朝梁代蕭統編選的《文選》專列“招隱”與“反招隱”兩類，收錄三位詩人（左思、陸機和王康琚）的四首詩，可知，招隱詩在當時可能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詩類。時至今日，我們通過逯欽立輯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所能翻檢到的招隱詩的數量隻有兩晉頗多，此後漸於銷跡。也許，該詩類作為中古詩歌運動的一環，其曆史使命已經完成，連其自身也成為曆史陳跡而被無情的歲月所風幹。古今中外文學史上不乏這樣的例證，這些文學作品自身無論從思想深度、藝術含量、表現技巧還是新感性的生成來看，都隻具有特定曆史語境下的意義。如法國古典主義文學。17世紀法國的古典主義文學思潮，當時達到全歐洲的先進水平，而被各國效法。但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四百年前的這股文學思潮，隻不過形成一些僵死的教條，如戲劇中的“三一律”技巧，還有封建保守主義，它們直接成為啟蒙運動所要革命和超越的對象。但是，作為文學思潮演進的連續進程，法國古典主義是歐洲文學史上不可缺失的重要一環，其作品的意義也僅限於這曆史性的一環而已。再如在初唐享有盛譽的所謂“初唐四傑”，他們的創作在當時特立獨行，給綺靡豔俗的詩壇帶來一股剛健之風，具有矯糾時弊的進步曆史意義。但是，放寬視野以曆史長鏡頭審視，他們的作品也不過是如杜甫《戲為六絕句》中所認識到的：“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也僅屬於你方唱罷我登台般流行的“當時體”而已，到杜甫生活的中唐，他們輕薄的文本遭到人們的詬病，已隻具有構成詩歌史上之一環的意義了（“不廢江河萬古流”）。因為，後起的文學創作實現了對這些作品的全麵超越。中國中古詩歌史上的招隱詩的曆史使命與命運，與初唐四傑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具有驚人的曆史相似性。招隱詩在當時擔當了將主體的感性之思引向原生的自然山林水澤的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