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詩前史的《古詩十九首》、行旅詩、公宴詩、遊覽詩、招隱詩、遊仙詩、玄言詩七個詩類審美經驗的變遷，還包含了審美時空的轉換問題。在《古詩十九首》和行旅詩中的審美經驗是以時間駕馭空間，因為抒情主體重在抒發一種生命遷逝的悲懷，體驗時間—生命—運命的不可把握。到公宴詩和遊覽詩中，這種基於時間的感慨相對淡化，因為主體在園林空間內找到了通過觀景享樂來排遣基於時光流失所導致的內心悲愴的平台。招隱詩中的山林空間雖然是基於想象，但是，這種想象卻使詩歌朝向空間方位的自然山水拓展。遊仙詩中的空間已經延伸至仙境進而溝通方內與方外（仙境山林化），以空間溝通時間，表現出對生命無限的美好渴望，但其起點是基於時間之維。在玄言詩中，抒情主體是以自然山水作為體悟形而上之道的媒介，由於玄學追求“獨化於玄冥之境”，時間被切分為獨立的小段而不對空間產生重構作用，由此自然山水的空間之維得以獨立展現。
下麵我們來歸納山水詩前史審美經驗之主體維度中的主體應對和記錄外物的方式。山水詩前史中詩類的主體應對外物的抒情方式大體漸次經曆了比興象征、感物緣情和觀物遣理三個階段。《古詩十九首》以空間物象的物是人非來興起主體內心生命遷逝的時間感受，行旅詩的主旨也是興發一種生命情懷，比興象征是它們基本的、主導的抒情方式。此後雖然抒情方式的顯性形態更迭，但是在寓目直觀山水前，作為一種類比思維類型的比興象征一直還是重要的、基本的詩思方式，隻不過比興產生新變，衍化出新的、更為具體的抒情模式。從詩思本質來看，感物緣情和觀物遣理也屬於比興類比思維的範疇。隨著生命遷逝感的消淡，審美時空由時間主導維度向空間維度轉換，公宴詩、遊覽詩、招隱詩和遊仙詩的基本抒情方式是感物緣情。無疑，觀物遣理是玄言詩的主導抒情方式。在玄言詩中，其文本結構中的抒情過程一般表現為由“觀物”到“遣理”的遷移，而實際構思程式卻是主體為某一固有的玄理在自然山水中直觀、演繹其對應物或其投射對象，也就是先“理”後“物”。情感在詩歌中第一次被消解。山水詩對自然的觀法正是接踵玄言詩之直觀傳統而實現純粹的寓目直觀，即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裏所謂的“物沿耳目”。同時，山水詩前史的審美經驗對外在客觀世界的記錄方式在技術上也經曆了由敘述到描寫的適應性調整。在《古詩十九首》和行旅詩中主體對客觀對象的基本記錄方式是敘述，就是將自然界和社會生活中的現象當作“事件”或“情節”（event or scenario）來記敘。對一個具有發生、發展曆程的事件或情節的敘述，就是對一個過程的記敘或再現，而過程表現為一定時間段的持續或延續。因此，《古詩十九首》和行旅詩中主體對客觀對象的敘述，是和這兩個詩類中時間居於主導的時空美學觀相適應的。從行旅詩的後期曆經公宴詩、遊覽詩、招隱詩和遊仙詩的演變來看，自然物象在客觀對象中所占的比重增加，審美時空組合中空間逐步居於主導，主體記錄自然物逐漸以描寫為主。為了呈現對象的物色、物態之鮮活生動，主體以園林和仙境中的自然物象為空間之“景”進行多維描寫。到玄言詩中，主體置身自然界直觀山水，精致地描繪山水之形構和聲色以取媚形上之道。真正山水詩的興起就是以直觀山水，即事見景，即物見色的審美觀照為起點。
三
結語行文至此，或許有讀者心生疑慮：本研究在對山水詩前史的追溯和清理過程中，還有一類重要的外來文明——佛教對山水詩前史之自然審美經驗的影響與作用並沒有充分展開，在論述中似乎有被忽略或刻意回避的傾向。
這是因為我們基於如下考慮：佛教在兩漢間東漸來華、晉宋間被中國的士林中人普遍受容，是通過本土化新道學——玄學的接引，即佛教玄學化的方式，也就是佛教是通過與玄學融合而被兩晉士人所普遍接受，遂大興於中國。大乘概念如“智”或“明”、“空”、“寂”和“方便”，自然微妙地與玄學中“聖”（saintliness）、“虛”（emptiness）、“無”（non-being）、“靜”（tranquility）、“無為”（non-activity）、“自然”（spontaneity）和“感應”（stimulus-and-response）相對應。因此，佛教似乎就與中國思想吻合，強調恒常不變的天道是萬有存在的原動力，實際上也賦予萬有以自然屬性。更為生動而具體的案例我們不難從《世說新語》中那些亦玄亦佛的談鋒及宗炳、支道林等人玄佛兼修的雙重身份中得到驗證。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當時著名的玄言詩人孫綽在《遊天台山賦（並序）》中所言：“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因此，我們所說的玄言詩在不經意間既表達玄悟，也體現佛理。如饒宗頤先生早已指出東晉前期玄言詩人庾闡詩中所受到的佛教影響。陳允吉先生有專文對玄言詩援佛入詩做了全麵的論斷：“厥類詩作（引者按，即玄言詩）之所以在此際大量出現，除了受曹魏、西晉以來士人清談習尚之直接影響外，還同佛法自東晉開始深入本土文化結構這個大背景有關。當時翻譯過來的眾多天竺說理佛偈，業已具備了對本地詩歌潛移默化的能力，完全可以充當許詢、孫綽、支遁等人創撰‘理過其辭’篇章的藍本。這種詩體上的參照和借鑒，就是催促玄言詩成熟分娩具有關鍵意義的直接動因。”可見，在玄言詩中，佛教已經以玄言為中介浸淫入詩歌了，而且前賢時俊已經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探索，業已形成學界公論。隻不過，今人概以玄言詩之名指稱這些浸潤著佛教審美經驗的作品而已。而更為純粹的、本然的佛教對詩歌的浸染或者說援佛入詩所成就的審美經驗，在謝靈運山水詩中我們可見出早期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