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想，生活在現實世界，大約隻有像老和尚麵壁靜坐、清心寡欲，才得以杜絕任何程度的STRESS的侵襲，而一個現代人於STRESS是無可避免了。
麵對普遍的生存壓力，我們能否像我們祖先那樣，“戰”或是“逃”？
美國空間的遼闊至少讓人有充分周旋的餘地。一個，隨時可以搬家；另一個，隨時可以改換工作。可以從這兩個最基本的產生壓力的環境中“逃”脫，這對釋放壓力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即使並不真“逃”，這種隨時可以變換的可能性已經降低了許多心理壓力。
我與一幫學生合住在一幢維多利式大房子裏的時候，我隔壁的沙多一到周末就召人回來開PARTY，搖滾樂開到大半夜。為這事我與他從客廳吵到廚房，從廚房吵到飯廳，然後我貼了張告示在他門上說，他再半夜開音樂，我將搗毀他的音響！他也怒氣衝衝在我門上貼了張告示——我若損壞他的音響，我將遭警察逮捕“IN NO TIME”（立即）！
等我考試稍稍空閑，我忽而一轉念，為什麼要這樣戰火紛飛地吵呢？為什麼要耗費精力去改變別人呢？以前在上海聽說那些在弄堂房子合住的人為一個煤球吵到喝敵敵畏自殺，那是因為當時他們沒有搬家的選擇。當永恒的鄰居成為敵人時，他隻能向死亡去做逃脫。而我現在隨時可以選擇自己居住的地方，一次比一次更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麼。
在我搬家的那天，藍眼睛金頭發的沙多卻變得很難過了。他找來找去也沒找出什麼，最後給我一塊肥皂，說是留個紀念。然後他說：你搬到哪裏去呢？到哪兒學生周末都會開“派對”的。
我騙他：“我搬到修道院的宿舍，那兒嬤嬤會管的。”
“啊，那裏太乏味了！”他十分自信地說，“你到了修道院，一定會想念我們的。”
中國“文革”時，聯合國曾試圖調查兩個數據：一個是精神病發生率，一個是自殺率。
當生存壓力大到超出個體承受的極限時，這是兩個最終向現實“逃脫”的手段。一個是放棄意識的逃脫，一個是最終放棄肉體存在的逃脫。
當因為政治的需要，人為地將“民眾”劃分為“壞人”和“好人”時，歸為“好人”的人就被賦有正當權力去宣泄向“壞人”的“好戰”情緒——這對個人是一種生存壓力的釋放。
那時候，阿婆常牽著我和妹妹的手去看“紅衛兵小將”打鬥同住在我們交大新村的“反動學術權威”。紅衛兵們“鬥”得是非常起勁的，除了聽信了宣傳，這其中完全有他們自發的能量和快感在。
但是在今天的美國，生存的不易又走上了另一個層次。
推銷員在美國是一個收益不錯的職業，也是一個具有高度壓力的職業。
推銷員的壓力來自金錢的激勵，每一份銷售都與他的收入有關（這如何成就我向往中的“寵辱不驚”的生存狀態呢？“寵”的本身也構成壓力）。
推銷員的壓力更來自“辱”，那就是無休止的挫折感。傳說中“門到門”的推銷員要敲開一百家門才能遇到一個買主。有一天一個高個子的推銷員突然闖進我的辦公室，剛問了句：“你們是否有興趣看一看……”女秘書便極不耐煩地揮了揮手：“我們不感興趣！”
那個高高大大的男人背起剛放下的沉甸甸的旅行包。我能感覺他把他的驕傲托在手上，連同他的貨物一同遭到了拒絕。
他默默地收回他的驕傲，放入了那隻沉甸甸的旅行包，轉身匆匆推門而出。他是新手吧？他還不習慣於如此突兀的挫折感。
於是，文明人麵臨的一大課題便是：承受必要的壓力，並學會文明地釋放這種壓力。
——他有“逃”和“戰”的欲望，但是他不。他去觀看一場足球賽或是拳擊賽，間接地滿足這種“戰”的欲望，或者讀讀武俠小說；他去田徑場跑三千米，宣泄這種“逃”的欲望。
我們既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沿襲了我們祖先在原始叢林時期的動物特征，又在漫長的進化中發展了人類獨有的思維。
意識到自己正承受著壓力已經是自我治療的開始，能夠清醒地意識到這種壓力的層次，它對你的危害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製。生存的自由是我們的夢想，生存的壓力是走出茂密叢林的祖先留給子孫的一份永恒的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