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她竟搶先去買票了嗎？這是我的羞恥，這個人不是在看著我嗎，這禿頂的俄國人？”讀罷《在巴黎大戲院》，我們不禁想起施尼茨勒的《古斯特少尉》。兩部作品的故事幾乎發生在同一個地方：一個是音樂廳，一個是電影院。兩部作品的男主人公來此地的目的都不是為了欣賞藝術：一個是應朋友之邀，為其參加演出的妹妹助陣；一個是與一個未婚女子秘密約會。兩個男子在演出和放映的過程中都坐立不安：一個不斷地用目光瞥向包廂裏的美女，一個對身邊女子身上的味道充滿遐想；一個為明日的決鬥膽戰心驚，一個為女子會不會愛上自己而心存疑慮。一個貪生怕死卻硬裝英雄，一個心懷歹意卻硬裝紳士。內心的齷齪，嘴臉的醜惡，通過他們的獨白，透過他們的心理，一點點地被揭示出來，一層層地被暴露出來，顯示了作家駕馭人物心理的自信和洞察人物內心世界的從容。
在《魔道》中，施蟄存延續了《在巴黎大戲院》中所使用的通過人物的心理軌跡貫穿故事始終的手法。小說描寫“我”乘坐火車出門，為對麵座位上一個老婦人所恐懼。望著老婦人幹癟的手，他想起中國古代神怪小說中的魔鬼，想起古代王妃陵墓中的木乃伊。好不容易到站後擺脫了老婦人的恐怖，他又通過朋友家的窗戶看到了老婦人恐怖的身影。盡管後來發現所謂的身影隻是玻璃窗上的一個汙點使他產生的幻覺，但他的心理依舊無法平靜。在黃昏中散布，他對夕陽產生幻想；住在朋友家，對朋友的夫人產生邪念。回來後去戲院，又碰到老婦人，乃至對黑色的啤酒也產生恐怖。夜半時分，他恐怖地看見老婦人恐怖的身影走進小巷。小說以“我”為第一人稱，以“我”的恐怖為主線，在恐怖的旋律下透徹地對“我”由於恐怖所產生的恐怖心理進行了透徹的分析，施尼茨勒的影響清晰可見，《古斯特少尉》的蹤跡清晰可尋。
作為西方心理分析小說的中國嚐試者，施蟄存在作品中嚐試從多角度，對多種人物的多種心理進行細膩的分析。除了上述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外，還有《梅雨之夕》中對異想天開心理的分析，《李師師》中對失望心理的分析，《旅社》中對恐懼心理的分析。另外，施蟄存還在《薄暮的舞女》、《獅子座流星》、《霧》和《春陽》等作品中，集中對不同女性的不同心理進行了細致入微的刻畫。
由於施尼茨勒在德語文學史上首次運用了意識流的創作手法，並且熟練地通過意識的流動來分析人物的心理活動，由於施尼茨勒的意識流作品“比伍爾夫的第一篇意識流小說《牆上的記號》早十七年。比喬埃斯的《尤利西斯》早二十年”，因而被譽為“歐美文學史上意識流小說的開山祖師”。同樣，由於施蟄存很早就接受了施尼茨勒的影響，並且“早在三十年代就嚐試著運用甚至在八十年代還令不少人感到新鮮的……心理分析法寫小說，他也因此被海內外學術界譽為‘中國現代派的鼻祖’”。
二、受其影響，又擺脫影響
在文學的傳播與交流的過程中，在接受和影響的過程中，最有價值的東西不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作家接受了哪些國家和民族的作家的影響，而是在接受的過程中可否出現過“誤讀”，是否產生過“變異”？如果把“接受”看作影響的開始，把“誤讀”看作影響的過程的話，那麼“變異”則應當是影響的結果。因為一個經過了“誤讀”的文學已經改換了被接受前的原始模樣，一個經過了“誤讀”的文學已經脫胎換骨，轉換成一種新的本土化的風貌。曹禺先生曾說：“學習別人的東西，要善於‘化’，不能墨守成規。不要把別人學像了，把自己丟了，要學別人的‘似’，不要丟掉自己的‘真’，把自己的‘真’丟掉了，留下的就隻有‘似’了。”
在談到自己的文學借鑒與創新之間的關係時，施蟄存指出：
對一些新的創作方法的運用既不能一味追求，也不可一概排斥，隻要有助於表現人物，加強主題，就可拿來為我所用。不過有一點不能忘卻，這就是別忘記自己是個中國人，是在寫反映中國國情的作品。如果在創作中單純追求某些外來的形式，這是沒出息的，要使作品有持久的生命力，需要的是認真吸取這種“進口貨”中的精華，受其影響，又擺脫影響，隨後才能植根於中國的土壤中，創作出既創新又有民族特點的作品。
在施蟄存的小說中，我們雖然可以發現弗洛伊德和施尼茨勒的影響，但我們又不得不承認，他的小說是中國的，他筆下的人物是中國的，他筆下的背景也是中國的。中國的元素，中國文化的元素，中國題材的元素自始至終都沒有離開過他的視野。“一個作家的創作生命最重要的基礎是：國家、民族、土地；這些是他創作的根，是無法逃掉的。”施蟄存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實踐的。
我們先看《梅雨之夕》，小說寫的是一個公司的職員在下班後雨中步行的遭遇，並通過與一位既陌生又有些熟悉的女子並肩而行的經曆，較細微地刻畫了這個職員內心的變化和內心的感受。西方心理分析小說的影子依稀可見。然而，讀罷作品，讀者所感受到的卻是味道極濃的江南風情：“梅雨又淙淙地降下了。”一句簡潔的開頭，就將讀者帶入江南的夏日最具特色的梅雨季節之中，並引領讀者在綿綿的梅雨中，細細品味主人公微妙的內心世界。藝術手法是外來的，人物和景色是本土的。外來的東西巧妙地融入民族的土壤之中而不見斧鑿的痕跡，給人一種賞心悅目之感。
我們再看《夜叉》，作品描寫一個人處理祖母的喪事後所經曆的遭遇：喪事完畢後，他乘船遊玩時，發現了另一隻船上的白衣女人。在淳樸的鄉間，這個白衣的女人引發了他無限的遐想。他想到此地傳說中夜間出來殺人的夜叉，他想象這個白衣女子就是夜叉的化身。晚餐後，借著酒勁，他一人獨自進入山林，又見到了那個白衣女人。於是，帶著幻想，帶著恐懼，帶著好奇，他跟隨著女人，並最終扼住了她的喉嚨。待他清醒過來後，才發現自己殺害的不是什麼夜叉，而是一個聾啞的鄉下女人。於是，恐怖、煩擾、慌急，便一直伴隨著他忐忑不安的生活。從心裏分析的角度上看，這是一個較為出色的心理分析小說。整個作品的故事情節絕大多數由這個人的口述完成，讀者也從他的講述中洞視了他見到“夜叉”、殺死“夜叉”前後心理演變的過程。但是，這個恐怖的故事卻發生在杭州，發生在施蟄存的故鄉。在主人公的身後，是作家所熟悉的山山水水：
葬事完了之後，我還不想走。我特地寫信到上海來繼續告十天假，我想趁此在鄉下再休養一會兒，遊山玩水，也是難得的機會。我又從西湖圖書館裏去借了許多關於這地方的掌故書來看。從鬆木場到留下鎮，這十八裏西溪沿岸，是盡有著許多幽幻奇秘的勝跡足夠我們搜尋的。竹林裏的落日，山頂上的朝陽，雨天峰巒間迷漫著的煙雲，水邊的烏桕子和蘆花，鎮上清晨的魚市，薄暮時空山裏的樵人互相呼喚的聲音，月下的清溪白石，黑夜裏遠山上的野燒，啊，你沒有到過那裏，你不會想象得出那裏的美景來的。
西湖、鬆木場、留下、西溪，竹林、魚市、樵人，落日、朝陽、月下，這一切都在告訴讀者，這個用西方的藝術手法完成的作品是中國的，是民族的，而作品中關於夜叉的傳說也出自中國的典籍。腳踏民族的土地，汲取外來的養分，融中外於一體，使其民族化、本土化，表現出作家對借鑒與創新的不倦追求。
在施蟄存的外來文學本土化的探索中，最具代表意義的莫過於作品集《將軍的頭》中的幾個短篇：《鳩摩羅什》、《將軍的頭》、《石秀》和《阿襤公主》。有學者認為：“除了《阿襤公主》外，其餘三篇都是用弗洛依德主義來重新闡釋古人古事的，與原來的曆史和人們的固有理念大相徑庭，可謂新曆史小說。”
鳩摩羅什是後秦高僧，7歲時跟隨母親出家。在他的內心世界，一直被兩種欲望所折磨：一是通過自己的禁欲苦修，恪守清規戒律，皈依佛祖的教訓，到達理想的境界，修成正果。二是每當看到美若天仙的表妹，就無法控製自己蠢蠢欲動的激情。一方麵，他成為一名大智僧人，另一方麵，他又破除戒律，將美貌的表妹娶為妻子。在到達長安之前，隨著美麗妻子的死去，他似乎看破了紅塵，似乎四大皆空，似乎真的要以一個大師的身份誦經論法。然而，在京城的第一次講經，就因看到一位嬌豔放蕩的妓女而無法自拔。在不斷浮現在眼前的對亡妻的幻覺中，他過著矛盾而痛苦的生活，隻有通過吞針來減輕內心深處的罪孽。
施蟄存認為“《鳩摩羅什》是寫道和愛的衝突”，用現代人的說法，寫的是靈與肉的衝突，是作為僧人的鳩摩羅什和作為凡人的鳩摩羅什的衝突。在這個衝突的過程中，鳩摩羅什深陷其中難以自製。用西方現代心理學即弗洛伊德的理論來詮釋，本我的他有著一個男人與生俱來的、潛意識的、原始的本能和欲望。對異性的愛，對表妹的追求是“以快樂原則為指導”的本我的體現。而這種原始的欲望同以“維護自我生存為目的”，以“趨利避害為指導原則”的自我遭遇時，勢必遇到以“道德原則為規範”的超我的製約和限製，進而演變成不可避免的本我與超我的激烈碰撞，靈與肉的尖銳衝突。在這個過程中，自我一方麵受到本我的撞擊，一方麵又麵臨著超我的壓製和阻撓，往往陷入兩難的痛苦境地。在前往東土的路途上，鳩摩羅什一方麵觀賞著妻子的美貌，一方麵反思著自己破戒的行為；一方麵不想放棄成佛的夢想，一方麵無法釋懷對妻子的愛。在道與俗之間，在神與人之間，他始終無法找到合理的答案。而當妻子患病死去，掏空了他心中的欲念，待他達到超我的境界時，一個妓女的闖入又將他打回本我的深淵，集修行、愛情和不忠三重人格於一身。超我的目標沒有實現，相反，“對妻子的愛情和無法泯滅的欲望”卻把“一個大智的得道高僧還原成普通平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