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德國大詩人歌德的詩劇《浮士德》，通過主人公知識的悲劇、愛情的悲劇、政治的悲劇、美的悲劇和事業的悲劇五個生命旅程的追求，將浮士德這個德國16世紀民間的一個江湖形象，質變為一個勇於進取，積極向上，自強不息的進步知識分子的形象。然而，在這座歐洲文學史上的裏程碑式的作品中，宗教的影響依舊不容忽視。1825年，歌德在同愛克曼的談話中就直言：“我的《浮士德》的序曲也有些象《舊約》中的《約伯記》，這也是很恰當的，我應該由此得到是讚揚而不是譴責。”在這部詩劇中，除了序曲外，“基督複活了”的讚美聲和結尾的場景等，無不昭示宗教的影響。對此，不僅另一位德國大詩人海涅稱譽《浮士德》“簡直成了德國人世俗的聖經”，中國學者也認為《浮士德》“是宗教”，是“詩、哲學和宗教的結合”。因為“它承認神，承認超感覺、超現實的力量。它有可供人們信仰的不是信條的信條”。
19世紀英國大詩人拜倫的詩劇《該隱》，就取材於《聖經·舊約》該隱殺弟的故事。因上帝喜歡弟弟亞伯的祭品，該隱在嫉妒心的驅使下殺害了亞伯。上帝發現後，懲罰該隱一生四處流浪，無家可歸，懲罰他所耕種的土地顆粒無收。盡管在詩劇中，拜倫將該隱塑造成一個叛逆者的形象，表現出挑戰上帝，指責上帝和嘲笑上帝的反叛傾向，但《聖經》所提供的題材無疑是創作的基礎，《聖經》的影響也不言自明。
19世紀法國大作家雨果的長篇小說《巴黎聖母院》，將作品中主人公的悲慘命運和生離死別，置於中世紀的宗教聖地——巴黎聖母院的背景下。在肅穆莊嚴的聖母院內外，宗教對人性的扭曲，宗教對善良的摧殘，宗教對美的扼殺，被雨果以浪漫主義的筆法浪漫主義地展現出來。艾絲美拉達的美，加西莫多的醜，克洛德的陰，將雨果所宣揚的“美醜對照原則”展露得淋漓盡致。小說是反宗教反教會的，小說通過克洛德由善到惡的心路曆程，控訴了宗教禁欲主義對人的天性的窒息。但是，充溢在整部作品中的濃濃的宗教氣氛，以及雨果的“作家就是根據這個字（宿命）寫下了這本書”的序言，宗教的影響顯而易見。
19世紀英國作家王爾德的長篇小說《莎樂美》，取材於《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第14章施洗者約翰之死的故事。由於希律王占有了弟弟腓力的妻子而屢次遭到約翰的告誡而懷恨在心，便派人逮捕了約翰又不敢殺害。因為約翰是先知，殺害了他會激怒百姓。希律生日那天因女兒為他翩翩起舞非常高興，便許下諾言滿足女兒的一切要求，女兒在母親的唆使下希望見到約翰的頭顱。希律王便派人殺了約翰，將其頭顱放在盤子裏送給希律的女兒，女兒又將盤子端給了母親。這樣一個題材到了王爾德的筆下後，便成了莎樂美因向約翰求愛遭拒絕，便發下誓言一定要親吻到約翰的嘴唇，哪知最後吻到的卻是被砍下的頭顱。《聖經》裏一個古老的殘忍複仇的故事在作家的筆下演繹成“一種變態的激情所造成的後果”。
由於西方文學史上受《聖經》影響的作家和作品不勝枚舉，故隻挑選一些典型的事例列舉一二。其他作家和作品還有：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談》、英國詩人斯賓賽的《仙後》、英國作家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英國詩人莎士比亞的《麥克白》和《哈姆萊特》、英國作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遊記》、英國作家笛福的《魯賓孫漂流記》、英國作家哈代的《卡斯特橋市長》、法國作家拉伯雷的《巨人傳》、法國作家蒙田的《隨筆集》、法國作家伏爾泰的《查第格》、法國作家盧梭的《愛彌爾》、法國作家夏多布裏昂的《阿達拉》、愛爾蘭作家貝克特的《等待戈多》、德國詩人席勒的《威廉·退爾》、奧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審判》、德國作家布萊希特的《伽利略傳》和《高加索灰欄記》、德國作家托瑪斯·曼的《約瑟和他的兄弟們》、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美國作家霍桑的《紅字》、美國作家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和《押沙龍，押沙龍！》、俄羅斯詩人萊蒙托夫的《惡魔》、俄羅斯作家托爾斯泰的《複活》等。假如我們以《聖經》為“關鍵詞”，對西方文學作一掃描的話，就會發現很少有人在創作中沒有接受過《聖經》的影響。因此有學者才把《聖經》看作解讀西方文學的“密碼”。
佛教產生於印度，但在中國的發展最為全麵，佛教對文學的影響，也在中國文學中表現得最為經典。梁啟超說：“我國近代史之純文學，若小說，若戲劇，若歌曲，皆與佛教之翻譯文學有密切關係。”中國古代的很多詩人，有的與佛教有密切的關係，有的本身就成了佛教徒。有的在佛教的研究中成果頗豐，成為當時著名的佛學學者。有的對佛教的傳播功不可沒，成為著名的佛教翻譯家。由於他們往往身兼二職，因而就使佛教思想潛移默化地滲透到中國文學的血液之中，對中國古代的文學理論，創作思想和文學形式等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沈約、謝靈運、陶淵明、劉韶、蕭統等，“或本人與佛教有緣，或出入高僧之門，所創作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容納並表現了佛教思想”。
及至唐代，濃鬱的佛教氣氛不但促進了佛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還促進了大批詩人與僧侶的密切交往，催生了諸多遊曆寺院、描寫寺院的詩作。因為“寺院終究是佛教最為清晰可見的象征，它強烈標誌著佛教的社會存在，而與寺院的接觸就是與實實在在的佛教文學的接觸”，進而比較典型地在詩歌創作中體現出“詩中有禪”的藝術境界。
如王維的《過香積寺》：“不知香積寺，數裏入雲峰。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鍾”；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張繼的《楓橋夜泊》：“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鍾聲到客船”；李白的《與從侄杭州刺史良遊天竺寺》：“掛席淩蓬丘，觀濤憩樟樓。三山動逸興，五馬同遨遊。天竺森在眼，鬆風颯驚秋。覽雲測變化，弄水窮清幽。疊嶂隔遙海，當軒寫歸流。詩成傲雲月，佳趣滿吳洲”；常建的《題破山寺後禪院》：“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但餘鍾磬音”；杜牧的《江南春》：“千裏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張祜的《題杭州孤山寺》：“樓台聳碧岑，一徑入湖心。不雨山長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澀，空院落花深。猶憶西窗月，鍾聲在北林”；孟浩然的《夜歸鹿門歌》：“山寺鍾鳴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岸向江村，餘亦乘舟歸鹿門。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龐公棲隱處。岩扉鬆徑長寂寥，唯有幽人自來去”；岑參的《登嘉州淩雲寺作》：“寺出飛鳥外，青峰戴朱樓。摶壁躋半空，喜得登上頭。始知宇宙闊，下看三江流。天晴見峨眉，如向波上浮。迥曠煙景豁，陰森棕楠稠”。及至後代，還有蘇軾的《留題靈隱寺方丈》：“溪山處處皆可廬，最愛靈隱飛來孤。喬木百丈蒼髯須，擾擾下筆柳與蒲。高堂會食羅千夫，撞鍾擊鼓喧朝晡。凝香方丈眠氍毹，絕勝絮被縫海圖”；鄧克劭的《詠誦懸空寺》：“石屏千仞立，古寺半空懸。淨土絕塵境，岑樓綴遠天。一灣岩畔月，半壁畫中禪。俯視行人小，飄然意欲仙”等。
在中國古代文學中，佛教的“因果報應”、“地獄觀念”和“人生無常”等思想的影響也很深刻。曹操在《短歌行》中感歎：“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植在《送應氏》中感慨：“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 蘇軾在《念奴嬌·赤壁懷古》中長歎：“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而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則把人生的“無常”抒發到極致：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說甚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埋白骨，今宵紅銷帳底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正歎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佛教對中國的文學的影響，在小說和戲劇創作也有深刻的表現。在幹寶的《搜神記》、劉義慶的《幽明錄》、王琰的《冥祥記》、吳均的《續齊諧記》、顏之推的《冤魂誌》、沈既濟的《枕中記》、李功佐的《南柯太守傳》、吳承恩的《西遊記》、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曹雪芹的《紅樓夢》、蒲鬆齡的《聊齋誌異》以及徐渭的《四聲猿》和湯顯祖的《南柯記》等小說和戲劇中，均可找到佛教影響的痕跡。
文學與宗教雖是同根生，具有斬不斷的內在聯係，但文學就是文學，宗教就是宗教，兩者不可替代。文學的目的是審美，宗教的目的是傳教；文學重在反映生活，宗教重在感化心靈；文學關注的是此岸，宗教關注的是彼岸；文學的出發點是想象，宗教的出發點是信仰；文學的想象是多維的，宗教的想象是單一的；文學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是積極的，宗教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既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文學具有現實性，宗教具有神秘性；文學的視角是世俗的，宗教的視角是神聖的；文學是人學，宗教是神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