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學建築
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中，很多作家用建築學的手法構思文學、構築文學、創作文學，很多文學作品在整體布局上，在框架的建構上具有一種建築的美，與其說是文學，結構上更像一座建築，因而被稱為“文學建築”。
中世紀意大利詩人但丁在創作中，以宗教神學“三位一體”的理念謀篇布局，以《地獄》、《煉獄》、《天堂》建構《神曲》的框架，以每部33篇，加“序曲”共100篇的完整結構，使這部不朽之作形成了一座層次清晰、構思嚴謹、布局勻稱的“漸進式的立體建築”，代表了中世紀歐洲文學和歐洲文化的最高水準。
文藝複興時期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在《十日談》的創作中，通過“10”謀篇布局，以10個青年男女的遭遇開篇，以這10名青年男女每天各講一個故事，即每天10個故事展開情節，以10名青年男女講述了10天共100個故事，將各自獨立成篇的100個短篇小說建構於“10×10”這個完整的框架結構中，形成了一個內外有序的“框架式”建築，堪稱“文學建築”的典範。
法國19世紀現實主義作家巴爾紮克在《人間喜劇》的創作中，將巴黎街區的瑪德蘭教堂作為謀篇布局的藍本，以“風俗研究”為基座，以“私人生活場景、巴黎生活場景、外省生活場景、鄉村生活場景、政治生活場景、軍事生活場景”為支柱，以“哲學研究”為“三角楣”，以“分析研究”為脊頂，采用“人物再現法”，多層次、多場景、全方位地展現人物的命運，從而使這座由90餘部作品、2000多個人物構成的文學教堂從外在和內在渾然統一地構成一個整體，是文學建築最經典的範例。
法國19世紀自然主義作家左拉在《盧貢馬卡爾家族》的創作中，以“第二帝國時代一個家族的自然史和社會史”為背景，以一個家族內的血統和環境為主線，在20部長篇小說，長達600萬字，出場人物1000餘人的宏偉長卷中，通過“政治、軍事、宗教、商業、金融、工人、農民、科學、藝術、交際界、日常生活”等場景，將一個家族的兩個分支在遺傳法則支配下的盛衰興亡史全景式地再現出來。如果說巴爾紮克的《人間喜劇》是社會支配下的編年史、風俗史，那麼左拉的《盧貢馬卡爾家族》則是遺傳法則支配下的病理史、性格史。
縱覽《盧貢馬卡爾家族》，受巴爾紮克的影響清晰可見。在大廈的外在的結構上，《人間喜劇》曾以“風俗研究”、“哲學研究”以及“分析研究”中的六大生活場景將這些建築連成整體，頗具宏偉壯觀之勢。左拉在建構《盧貢馬卡爾家族》時，也以“唯物主義、生理學、遺傳學”三大類進行結構藝術上的劃分，使其渾然一體。在人物表現方麵，巴爾紮克獨具匠心地將“人物再現”的方法運用到《人間喜劇》內部建構上，使其從內在形成一種整體感，這是巴爾紮克獲勝的法寶。在《盧貢馬卡爾家族》中，我們也從中可見這個家庭中不同人物在不同作品中的再現，其內在的整體聯係不言自明。巴爾紮克給了左拉建造文學大廈的啟迪，左拉則借助這一啟迪建築了一座新的文學大廈。
19世紀俄國現實主義作家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創作中，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謀篇，以平行發展的安娜追求愛情生活和列文探索社會出路兩條線索布局，在天衣無縫的情節結構中，在“圓拱銜接得令人覺察不出哪兒是拱頂”的建築結構中，在深刻的內部聯係中，通過安娜的哥哥奧布浪斯基及其嫂嫂多麗將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全部連成親戚或好友。在“家庭”主題下，形象地再現了那個“一切都翻了個身，一切都剛剛開始安排”的時代。這部托爾斯泰聲稱“我以它的建築而自豪”的偉大作品，是“文學建築”拱頂式藝術的典範。
20世紀英國現實主義作家高爾斯華綏，用30餘年的時間完成了三組“三部曲”：（1）“《福爾賽世家》三部曲”：《有產業的人》、《騎虎》、《出租》。（2）“《現代喜劇》三部曲”：《白猿》、《銀匙》、《天鵝之歌》。（3）“《尾聲》三部曲”：《女侍》、《開花的荒野》、《河那邊》。這三組“三部曲”拆開來可以各自成為一體，合起來又能組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因為它所講述的是同一個家族——福爾賽世家幾代人的興衰和變遷的故事，它所展示的也是福爾賽這個豪門家族數十年間由盛及衰的社會生活畫麵。看似互不搭邊的、隻有鬆散聯係的九部長篇小說由福爾賽家族一條內在的主線連成了一座頗具規模的文學大廈。巴爾紮克《人間喜劇》的結構藝術和“人物再現”的藝術手法在這裏得到了成功的借鑒和創造性的發揮。
文學與建築雖然互相影響，互相借鑒，有著不可分割的聯係，但文學就是文學，建築就是建築，二者之間還是有著較大的差異：文學是文字的產物，建築是材料的產物；文學是文學家想象出來的，建築是建築師設計出來的；文學的載體是文本，建築的載體是建築物；文學作品是文學家一手完成的，建築物是建築工而非建築師親手完成的；文學作品可以借助文本的印刷和傳播得到永恒，建築作品則可能隨著時光的變遷而在地球上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