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爺爺上山入夥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力阻了馬大眼要下山殺我二曾祖母為他報仇的決定。
“算了算了，寬大為懷吧。”爺爺冷靜地說，“‘以孝悌綿家教，以勤儉持家業，以忍讓餘地步’乃我祖上遺訓，她畢竟是我弟弟的親母。我與弟弟又畢竟是同父所生，我那個可憐的弟弟又是個多病之人，你殺了我二媽，誰來照顧他呢？”
一番話說服了馬大眼等眾匪兄弟。
那四稱讚我爺爺為“善人”。說這樣的人，在他們滿族裏“是不能殺生的”。
爺爺這番話救了我二曾祖母一命。但這個有著蛇蠍心腸的女人，畢竟沒得好報。1938年12月8日，日本鬼子的飛機第一次轟炸沂蒙縣城。這次來了三架飛機投了9顆大炸彈，城裏投了7顆，大概是看著城西王家大院院子太大，便將另兩顆投在了我們家。其中一顆沒響（直到1955年，才由縣公安局用馬車給拉到濰北靶場處理了），另一顆正巧落在了三間大堂屋裏，也把我二曾祖母給攔腰炸成了兩截，一截腸子給炸到了百步外的馬廄裏。從那以後，馬廄裏的五匹馬全都莫名其妙地死了。
以此事為契機，我爺爺以三掌櫃的身份提出：以後下山籌糧款，不應不分青紅皂白亂綁一氣。尤其是窮人，你綁他，他也沒有錢。真要撕票，就會失去人心。結果會是偷雞不成蝕把米，久而久之，造成老百姓與兄弟們的尖銳對立。他說：“那將使咱們隊伍的日子更難過。而弟兄們提著腦袋當杆子，不就是圖個有吃有喝嘛，要不誰還上山？”
馬大眼一開始並不認賬：“不管那一套，幹這行的就是認錢不認人，自古以來，拉杆子就是這麼幹的。”
我爺爺耐心勸道：“不見得，杆子也分仁義與不仁義，那水泊梁山的好漢們不比咱氣勢大？你看他們何曾欺負過草民百姓？他們幹的都是官府和大賈。我們應該向他們學著點。”
“老三說得有理。”那四就支持我爺爺，“你們漢人不是有句俗話，兔子不吃窩邊草嘛。”
“二哥說得有理。”爺爺接過那四的話繼續說下去。“常吃窩邊草，兔子自己就藏不住。大哥你抬眼仔細瞅瞅，這些年兵去匪來，老百姓早已是民不聊生，貧苦不堪。如今的各村各戶，要麼窮得光剩下石頭了，要麼自己拉起了圍子，組成了什麼民團、大刀會、紅槍會，與兵匪對著幹。咱去硬搶，勢必要流血傷人，最好的辦法就是改暴為仁，變搶為要……”
“那老百姓能給你？笑話！”馬大眼一拍腰間的雙槍。
爺爺說：“我話沒說完呢，咱要是要，但不是白要，咱可以立字據保護他們。保證他們不受其他土匪和什麼人的襲撓。”
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生活普遍富裕以後，我爺爺還常給我提起民國初年老百姓的窮日子。那個時候的人，從來沒有吃飽過，一個村裏很少有瓦房的，一家人合穿一條褲子，誰出去誰穿。一個縣城不過像個小鎮子，很多地方連土匪都餓跑了！
那四馬上明白了：“兩好擱一好。”
“兵不血刃？”馬大眼將信將疑，“天下有這等好事？如果真能這樣的話，弟兄們就不會流血掉腦袋了。”土匪雖然個個不怕死，但是一旦有了傷員和有陣亡的，仍是杆子們的頭等傷腦筋的大事。因為山上缺醫少藥，負傷的整日裏痛得哭爹喊娘，死了的還得花重金安撫家屬，不然，誰還跟你幹？
我爺爺堅信這麼做完全可以，至少可以一試：“畢竟都不想傷和氣，都不想流血死人。雙方都得利的事嘛。我把這稱作‘左手收錢，右手保人’。”
此後，這支杆子按我爺爺的辦法辦，先後同山下十幾個村子訂立了“協作協議”，由村子每月定時送上一定的錢糧，馬大眼的杆子負責保護他們不受侵害。
至於過路的商人，則收“過路錢”，一般按貨物的10%收取，這個尺度商人們都能接受。
這個辦法還真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馬大眼的杆子同老百姓的關係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杆子們不再為吃喝發愁，老百姓也不再擔心土匪的襲撓。
當然，意外的時候也有，但杆子們都說話算話了。
一次是遠在沂源的土匪鄭五麻子（外號大鍘刀，自稱包公再世，要扛著鍘刀平天下，有時也是濫殺無辜）北上竄擾，半夜偷襲了一個叫小坡子的村子，殺死了一個壯力，牽走兩頭牛，燒了五間房。為此，馬大眼親自帶著隊伍前往賠不是，並采納了我爺爺雙倍賠付的意見：安撫那戶死了人的人家100塊大洋，對丟了牛的照一頭賠兩頭，燒了房的重新蓋。此舉得到了老百姓的擁戴。
正是鄭五麻子的這次騷擾，與馬大眼這一幫結下了嫌隙，即便是在以後共同攻占沂蒙縣城的行動中，他雖與我爺爺有過密切配合（那時馬大眼已死），但還是沒能避免最後的分道揚鑣。
當然，也有杆子們開殺戒的時候。這本身又是個小故事。
有一次，他們這支杆子跟臨朐北界的一個李姓財主說好了，這月由他出500塊大洋，10石小米作糧餉。但弟兄們去取時，他卻變了卦，叫來了臨朐縣的保安隊，將三個杆子弟兄抓住活埋了，連小毛驢都給殺掉當了下酒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