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久不讀周國平的書，《思想的星空》讀了一半，夾了個書簽。上午暫時中斷讀《老子的智慧》，續讀周國平的書。
不知是還沒到那個歲數，看起來也不像——因為林語堂、梁實秋早期文章，也是三四十就寫得非常精彩純熟——還是某種特定年代和環境熏陶出來的習慣，周老師的文章給我的印象，仍是審慎拘謹，小心翼翼，惟恐說錯話。
和林梁一樣，大家都是教授嘛。
我不大喜歡俄羅斯文學，雖然年輕時讀得很多。經典的差不多瀏覽了一遍，然而《罪與罰》和《卡拉馬佐夫兄弟》究竟說了些什麼故事都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個較為拗口的名字，直到考《外國文學史》必須熟記，才強迫自己弄明白字的次序。我不是青年時代就早熟深刻的人，很多同齡人都懂得的，我仍懵懂。他們讀三家巷、讀西村、讀西蒙·波伏娃、讀柏楊、讀瓊瑤、讀李敖的時候，我在讀偵探推理，讀18世紀左右、甚至更早的中外情節性強的小說，讀高中生讀物《讀者》和《科學畫報》……總之，我到30歲左右頗經曆了一些事件之後，才學會深刻。
反過來，如果早點學會深刻，洞徹、早熟，可能就不會發生親曆的坎坷。然而，如果沒有涉足坎坷多舛、跌宕起伏之旅途，也就不會激發人生一次次飛躍，量的、質的、量的循環轉變。
我不知這樣的情況延續了多久，像周國平和我父親那輩的大學生，是在濃鬱的前蘇聯文化熏陶下成長和教育出來的。我父親沒有談起這些，但小時候所見高等數學等教材是前蘇譯本。周國平大概大學時期所受教育，也是以前蘇為主，因此，文章中還能聞到縷縷俄羅斯意味的深邃蒼涼。
不喜歡俄羅斯文學，不可否認寫得波瀾壯闊，都是大手筆，沒有絲毫瑣碎的小家子氣。但我記不住人名，一串很複雜，加上本名之外的愛稱演繹有好幾種。名字尚且記不住，情節自然混作一團。這是就小說而言。普希金的詩文選買過一本；還用買襯衣的錢改買一套《戰爭與和平》，是因曾在企業圖書館借閱過，喜歡。而托爾斯泰的《複活》、《安娜·卡列尼娜》因不喜歡而沒買，現在家裏僅存幾乎嶄新如故的《戰爭與和平》。就專業來說，這是偏食。
好在很無愧地說，當年拿中文學曆是用來跳槽的。既然喜愛寫作，並從小就是自己找書讀，寫自己的文，沒被科班教育指導、閱讀誤導而浪費時間精力，是我的幸事。
周國平以研究尼采的著述在中國出名，後來卻是以個人文學創作維持鞏固和發展了功名（這是周國平拒斥的一個詞）。繼續保持，成為中國某個文學高素質人才和作品匱乏特定曆史時期中優秀的作家之一，是大有可能的。
周老師早年書評讚譽的那些作家、看好的作家，我僅僅讀了周老師引用片段，就覺得那些作者實在水平一般。我曾在現實和網絡上，見過比那些人好得多的作品。周老師畢竟搞哲學出身，研究尼采的，自身具有非常優秀的文學素養無可厚非，但作為鑒賞者，周老師未免太單純。
拉名人為自己寫書評，一個是缺乏自信，需要拉大旗作虎皮，被名人的光輝照耀一下。這是寬容的揣測。犀利的指摘則是：拉名人抬升自己，為自己吹喇叭抬轎子，利用名人效應，讓自己轟動紅火。
那些請周老師寫書評的，我相信大多數並無卑劣用心。但確實全都是比周老師年輕得多，比周老師名氣小的人。
好在我聯想到，古人很多優秀作品，也有為某同鄉、同僚作序的。後來，序中的人名，僅僅是曆史人名，因為作者的名垂千古，後人才知道有過這麼個人，或這麼些人，這麼件事。
向名人索要字畫和要求合影的，心態和手法大概差不多。
文學沒有使命感，是我所不同意周老師的觀點之一。正如我不喜歡尼采，而喜歡讀周國平的散文，並認為是目前中國非常好的之一——最好的之一這種詞組犯了語病，傳媒常用。
文學不強迫非要有使命感，如同上個世紀某段曆史時期。強迫郭沫若、柳亞子等現代詩人成為政治作家，既是強人所難，也是滑稽可笑的。他們要麼寫出來的東西不倫不類，要麼淪為禦用工具。
但比如你要屈原、南宋愛國詩人作品不具有使命感，也絕不可能。那樣的話，最基本的作為國民、吃朝廷俸祿幹部的責任感也沒有了。正因為當時大多數人如此，所以屈原的國家和辛棄疾等人的國家都滅亡了。
文學有沒有使命感，是發自內心的，由作家的本質和性格決定的。
同為教授學者，如果具有使命感、責任感，就可以進入行政院；如果不具有，就留在大學繼續教書。
201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