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劇本像卡爾德隆的許多劇本一樣，用寓意的手法闡述哲理。西吉斯蒙德是一個象征性的人物，他最初是個性情暴烈的反抗者，他斥責國王不該既給他生命，又把他當野獸看待，實際上這是對天主教哲學的抗議。但是他隨即認為人世一切無非是夢幻，希望隻在來世，因而變成一個馴順的懺悔者。卡爾德隆通過這個形象提出了一個抗議性的問題，而得出的卻是宗教懺悔的結論。
卡爾德隆的劇本具有較高的技巧，善於刻畫人物內心，富有抒情特點，許多劇本的獨白後來都成了流行的抒情詩。這些都大大影響了19世紀初期的許多著名作家。
德國文學
17世紀，德國爆發了殘酷的30年戰爭（1618~1648）。這次戰爭又稱為宗教戰爭，實際上是德國的公侯們為了爭權奪利，利用新教和舊教的分歧，形成兩個陣營，各自勾結國外勢力，在德國的國土上燒殺掠奪。戰爭的結果是德國人口減去1/3，城市蕭條，田地荒蕪，礦山損壞，工商業衰退。大小公侯們隻靠著無止境地剝削農奴，維持他們的專製統治。這種情形使德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長期處於落後狀態。
在文學方麵，德國人文主義者的批判精神和民間文學的反封建內容，在這黯淡的時代裏也消失了。市民出身的作家大都依附宮廷，為公侯們服務。一些所謂獎掖文化的宮廷成為文學活動的中心。當時的宮廷一味模仿外國風尚，有的把法國作為榜樣，有的更多地接受西班牙、意大利文化的影響。詩人們則迎合主人的意旨和趣味，從事寫作，作品內容貧乏，充滿華麗的詞藻、離奇的比喻和堆砌的典故，成為形式的遊戲。但也有少數作家關懷人民的痛苦和國家的命運，考慮祖國語言和文學的前途，在文學理論或實踐上作出貢獻。
奧皮茨（1597~1639）看到意大利和法國的詩人如彼特拉克、龍沙等向古代詩歌學習，提煉自己祖國的語言，寫出格律謹嚴的民族詩歌，他認為德國的詩人也應該能夠這樣。他在他的《德國詩論》（1624）裏吸取了法國、意大利文藝理論和實踐的成果，論述詩的原理和作用，區分文學的種類，提倡語言的純潔性，探討詩的格律。他製定抑揚格和揚抑格的規則，倡導十四行體和亞曆山大體，對於德國詩歌格律的發展起了劃時代的作用。
詩人弗萊明（1609~1640）和格呂菲烏斯（1616~1664）都能超越德國文藝界的狹窄範圍，開辟詩的領域。前者遠遊俄國、波斯，擴大了眼界，後者漫遊荷蘭、法國、意大利，接觸到當時歐洲哲學、科學、藝術的新成就。他們在奧皮茨的影響下，運用各種新詩體，寫出反映時代苦難和渴望和平的感人的詩歌。格呂菲烏斯的十四行詩《祖國之淚》（1636）概括地敘述了戰爭的罪惡和恐怖，最後他認為比死亡、瘟疫、火災和饑饉更為可怕的是許多人喪失了靈魂。這是德國17世紀詩歌中一首有代表性的名篇。格呂菲烏斯也從事戲劇創作，他是德國第一個把市民生活寫入悲劇的作家，但當時無人響應，德國市民悲劇真正的形成和發展，則有待於100多年以後的萊辛和席勒。
這些詩人都生活在17世紀前半期，有比較豐富的知識，在提高德國語言、製定詩歌格律等方麵有一定貢獻，並為18世紀德國民族文學的形成作了一些準備。但是他們隻向古希臘、羅馬和外國學習，而輕視本國的民間文學，有些文學史家把他們的作品稱為“學者的詩”，並不完全恰當，但也有一定理由。
到了17世紀後半期，小說家漢斯·雅科布·克裏斯托弗·封·格裏美爾斯豪（1622？~1676）則和他們完全兩樣。他繼承了16世紀民間故事書的傳統，在西班牙流浪漢小說的影響下，從平民的立場出發，寫出一係列小說，廣泛地描繪了30年戰爭時期德國的社會麵貌。這套小說中以6卷的《西木卜裏其西木斯奇遇記》（1668~1669）最為成功，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其他的小說都和《西木卜裏其西木斯奇遇記》有一定的聯係，但又各自獨立成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