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告誡太子“惟斷不牽於文法”，一切“皆心為權變”，恰恰反映出一切專製君主一切都要專斷獨裁的心態。由此亦不難理解他無情屠戮功臣、大興文字獄等等。為什麼都能得心應手地找到借口。但他用自己“戴星而朝，夜分而寢”、“未嚐暇逸”而仍“恐毫發失當”等等。對太子進行現身說法，以教育太子加強“練達”，在方法上則是對的。
曾國藩對於子女，無論是在讀書方麵，還是在做人方麵，要求也都十分地嚴格，但他並不是一味督責，而是注重言傳身教，以至現身說法。比如，他在給兒子的信中說：
“餘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習氣，飲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風，極儉也可，略豐也可，太豐則吾不敢也。”
“餘文處行間，日日如坐針氈，所差不負吾心，不負所學者，未嚐順叟忘愛民之意耳。近來閱曆愈多，深諳督師之苦。爾曹惟當一意讀書，不可從軍，亦不必作官。”
他甚至把自己的缺點，錯誤也講給兒子，如說：
“吾有誌學為聖賢，少時欠居敬工夫，至今猶不免偶有戲言戲動。爾宜舉止端莊，言不妄發，則人德之基也。”
“餘生平坐無恒之弊，萬事無成，德無成，業無成，已可深恥矣。以爾欲稍有成就，須從‘有恒’二字下手。”
“餘生平有三恥：學問各途，皆略涉其涯誒，獨天文算學，毫無所知，雖恒星五緯亦不識，一恥也；每作一事，治一業，輒有始無終，二恥也；少年作字，不能臨摹一家之體，遂致屢變而無所成，遲鈍麗不適於用，近歲在軍，因作字太鈍，廢閣殊多，三恥也。爾若為克家之子，當心雪此三恥。”
李立三也曾以自己犯過錯誤的事，通過現身說法，用以教育孩子。當立三的兒子人紀、人俊初到北京，一見麵立三就說：“我曾犯過錯誤，你們聽到了嗎?”隨後就把自己所犯的錯誤原原本本地講給孩子們聽，並且告誡孩子們要勇於做自我批評：“犯了錯誤，首先就要想到人家的麵二F，不但要承認錯誤，還要把自己犯錯誤的教訓告訴大家，免得別人再犯這樣的錯誤。”有一次，人俊在老家看到一張父親與別人合影的照片，照片一麵還有父親的題辭：“天下英雄唯命名君與吾耳。雖不必有此事實，亦不可無此誌氣，非敢自負，實自勉也。”人俊便把這件事在信中告訴了父親後，立三在回信中再次做了自我批評，他說：“關於那個問題，充分反映了我少年時期狂妄自大的壞習氣，我在這上麵吃過不少虧，後來犯錯誤，是與此有直接關聯的，思之痛入，望你們千萬以此為戒。”
“望你們千萬以此為戒”，這就是立三現身說法的目的之所在。
遺囑教子
《史記·太史公自序》載：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向泣日：‘餘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也嚐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複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後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爾廢，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全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當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日：‘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這是說：公元前一一零年，漢武帝登泰山舉行封禪大典，而太史公司馬談留在洛陽，未能跟去參與此事，所以抱恨而死。司馬談臨終前，他的兒子司馬遷剛好出使後回來，在河洛之間見到了垂危的父親。司馬談老淚縱橫，他拉著兒子的手說：“我們的祖先是周王室的太史，甚至在更早的虞夏時代，我們的祖先就已經執掌天道、天文、曆法和記事修史之事，顯有功名，後來曾經一度衰微，難道到我這裏就中斷了嗎?你再做太史令，就繼承我們祖先的事業吧!如今皇帝繼承千年的傳統，對禪泰山，而我身為太史令竟然不能隨同前往，這大概是命裏注定的吧!這就是命吧!我死了以後，按照官“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的傳統，你必定繼任太史令；做了太史令，可千萬不要忘記我所想要寫的史著啊!況且孝道開始體現於事奉雙親，而後體現於事奉君主，最終體現於立功於世。倘能名彪青史，千古流芳，以顯揚父母之名，這是最大的孝。天下人都稱頌周公，說他能論述和歌頌文王、武王的功德，傳播“周南”、“召南”之風範，表達周祖太王、王季的思慮，以及公劉，以尊崇周人的始祖後稷。厲王、幽王以後，王道缺損，禮崩樂壞，孔子鼓吹複興周禮，刪訂《詩》、《書》，著述《春秋》，使得學者至今奉以為宗師。自從魯哀公十四年獲得麒麟以來，到現在已有四百七十一年之久了。在此其間，諸侯互相兼並，曆史的記述中斷。如今漢朝興盛，海內統一，英明的或是賢德的君主、忠臣和義士，我身為太史令對這些都沒有記載和論述，沒能寫成天下的史書，我對自己的失職很感畏懼，你一定要把我的遺憾和遺願牢牢記在心裏啊!”司馬遷聽了父親臨終前的這一席話，跪拜在病塌前，哭著說：“兒子雖不聰明，請您相信我一定把先人所依序編定的曆史全部論述下來，不敢有缺!”
司馬遷在父親死後的第三年，繼承父職，擔任太史令，立即著手寫作《史記》的各種準備，過了四年即正式開始寫作，經過將近十年的辛勤勞動，終於在漢武帝太始四年前後，完成了洋洋五十二萬餘言的宏篇巨著《史記》。《史記》以人物傳記為主，輔之以編年和記事，上下貫穿三千多年，體例嚴整，內容豐富，是我國古代第一部紀傳體通史，為曆代學者所推崇。有人說它“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發凡起例，創為全史”；“信史家之極則也”，而且也確實成了此後二千年間正史的編篡規範。在撰寫《史記》期間，司馬遷還因為李陵被迫降於匈奴一事辯護，觸怒了漢武帝，被處以宮刑，他之所以受此奇恥大辱而隱忍苟活，就是因為“私心有所未盡”；而此所謂“私心”，就是要繼承其父司馬談的遺誌，完成《史記》一書的寫作，即“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忘”。這既說明司馬遷一言九鼎，言必信，行必果，也說明司馬談教子有術，又說明遺囑教子的效果極佳。
宋代司馬光撰寫的《資治通鑒》是我國史籍中的又一部宏篇巨著，有二百九十四卷。而其音注的作者胡三省，也是因為遵照父親的遺囑，才生平深好《資治通鑒》，雖遊宦在外，亦隨身攜帶此書，有異書異人，必就正之，除了《資治通鑒音注》外，還著有《資治通鑒廣注》九十七卷，論十篇，又著有《資治通鑒釋文辯誤>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