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訝卡拉揚
我一向以“京劇人”自居，而且是“北京的京劇人”，乃至是“中國京劇院的京劇人”。這當中有很深的內涵，不解釋了。但年紀漸大，離京劇也漸遠。晚間每每願意看一些西方音樂的電視節目。第一個對我有影響的指揮家是日本的小征澤爾，他來中國的時間也早。那還在中美建交初期，美國的一個總統來北京，他率領美國一個交響樂團隨同前來，在一個很大的體育館演出。曲目當然都是事先再三商量好了的。在最後的加演時，報幕人沒有報告加演的曲目名字，演奏就開始了。小征很努力地指揮著，他拚命調動著觀眾的情緒，於是，果然把觀眾“弄”得瘋狂了，許多人站立起來，不時揮舞著手臂，幾乎要跟著歌唱了。這種情緒，在當時看是不正常的，尤其是在外交場合，有中美雙方的領導人在場。終於，節目演出完畢，這才報出曲目名稱，竟然是“美國國歌”。這真有“耍弄”人的味道，中美建交與中美和好，完全建立在自願基礎上，誰也不要“耍弄”誰嘛。但小征能夠這麼做，是否還能說明一些別的問題？比如，音樂往往有獨立性的一麵？由於報幕人事先沒說，我們這麼多“有政治覺悟”的聽眾，竟然這麼容易地“受騙上當”？這，是否又和音樂本身具有的魅力有關呢？
隨後，我就跟著每年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步伐，每年增加一點關於西方音樂的常識積累。當然，很膚淺也很有限；但，畢竟是真誠的，並且是沒有功利目的的。於是，我遇到一個又一個的著名指揮家，最後“定格”在卡拉揚的身上。我說不清楚迷戀他的原因，隻是喜歡看老年的他現場指揮的畫麵。他已經是老人了，電視有時也回放一些他年輕時的錄像，但我覺得年輕時的雄姿英發卻不如他的老年，遠遠不如。就比如咱們的梅蘭芳和張君秋，我都以為他倆是老來更好看。我發現，卡拉揚經常是閉著眼睛指揮，他不屑於看，因為整個樂曲與整個樂隊全都了然於胸，每個成員坐在什麼位置，以及他們每個人的長與短，也同樣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於是，他就閉著眼，沉醉在自己心中的音樂世界中，他用他的心去指揮。隻有遇到某個聲部悄悄又突然地出了毛病，卡拉揚的眼睛就突然睜開了——像老鷹那麼嚴厲地一瞥，不怒而威，但又是充滿和善之情的。他不想嚇著那個樂手，隻是希望他下次準確些又振作些，再不要出現這樣的事。他在藝術之外，也是個有性格的人，他與同行，他與家人，他與大自然，都有著值得再三咀嚼的精彩關係。甚至包括他生命的最後幾日，以至他最後的死，都同樣出彩兒。可就在前些天半夜的一次節目中，電視主持人無心說出這樣一個事實：在德國納粹最瘋狂的年代，他曾兩次投降納粹。對此，多年以來他隻承認投降了一次。其實，投降就是投降，一次和兩次沒有原則區別。
我震驚！甚至我憤怒！心中偶像徹底破碎了。隨後，又是久久的不解：當年的你，怎麼就不能再堅持一下呢？記得卡拉揚自己有所辯解：投降是為了保存藝術（指自己所在的樂團）。但似乎在同時，意大利法西斯頭子墨索裏尼曾要求他卡拉揚在正式演奏一場音樂會之前，加演一首法西斯的軍歌。電視主持人沒有說卡拉揚最後指揮了沒有，我估計還是演奏了。演奏不就是為了保存這個樂團麼？如果你硬是不演，他也許並不殺你，但把樂團解散了，不就把你連根刨了嗎？卡拉揚怕的就是這個！於是，他隻能代表整個樂團投降，甚至是代表整個傳統音樂投降。他沒有別的選擇，隻能如此。
就在這一刻，我想起許多著名的文學家和藝術家。一般而言，藝術家的骨頭沒有文學家的硬。首先藝術家有包袱，他要搞藝術，往往不是自己一個人，而是相當大的一群人。他可以讓自己挨餓，但不能讓全體同業的人挨餓。再，就是他個人為藝術的法則與規程付出太多，他不能有太多時間深入民眾，不能直接從民眾那裏汲取力量。我不舉例，舉例就難免殘忍，我不忍去殘忍。
梅蘭芳死得其時
說完卡拉揚，又想起梅蘭芳。後者實在是太幸福了，1961年就去世了，這年他才六十七歲。用今天的醫學保健照顧好梅先生，讓他活到八九十歲，應該是沒問題的。但換一個角度看問題，名家（尤其是大名家）及早“謝幕”不一定是壞事。1961年，正處在三年災害時期，當時對文化（尤其是傳統文化）“很鬆”。所以後來陳毅副總理代表黨中央致悼詞，說梅先生是“一代完人”，最後讓梅先生睡上了一副從國庫調撥出來的金絲楠木棺材，埋葬在西郊百花山。“文革”中對家屬和墳墓略有衝擊，“文革”後鄭重平反，給予很高的評價。現在人們提起梅蘭芳，就驕傲地稱他是中國京劇的化身，是傳統文化的優秀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