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破天驚的欽佩
已是很久之前的事，似是八十年代前期。
那年，廣西桂劇團進京，演出桂劇《泥馬淚》。我從沒看過桂劇，其語言也聽不甚懂。但覺得劇情還算跌宕，就半閉著眼“遠看”了。這樣省力，也有味兒。忽然，我的眼睛睜開，並且睜得很大——舞台上是一場在蘆蕩裏的戲，女主人公在台口唱，許多“不男不女”的配演穿上“半紅半藍”的衣服，充當起“蘆葦”來，天地無情而蘆葦有情，主人公唱到傷心處，蘆葦替她哀傷和流淚。蘆葦怎麼哀傷和流淚呢？用舞蹈著的手臂，用扭動著的腰肢……這些身穿半紅半藍的龍套，有男有女，或者說一隊男一對女，是穿插、出入於全劇的。另外一些時候，他們或她們是次要角色，如宮廷軍士，如家中侍女。甚至就在一些需要抒情的場次，給主演伴舞伴唱，或者臨時充當起類似“蘆葦”這樣的無情物，麵對大自然的風雨雷電，反而烘托起主人公的情緒來……我這次看完戲，很例外地沒記住主演名字，倒記住了導演叫胡偉民。以後一兩年中，又連續看到幾個戲曲劇種的新戲，都是拿到北京來爭取獎項的，導演也都是胡偉民。
胡偉民是誰？最初真不曉得。後來，慢慢知道了，他是上海青年話劇團的導演，應邀到戲曲圈子裏一試身手，結果大放光芒。這幾個戲都因為他的導演而成名，獎項拿到了，主演也相應出了些名，這些地方戲劇團都很高興。但北京的京劇院團的演員並不高興：“演了半天，主演沒出名，導演倒大出風頭。早知道這樣，主演還不如不排呢，替別人白忙活了！”這話對麼？也有人說，“要是這麼排戲，也就沒梅蘭芳了”雲雲。我沒往下深想，但我讚成輿論把這些戲稱為“胡劇”的提法，至少，它夠得上是一種文化現象。
豈隻是“胡劇”呢，簡直就是“胡旋風”麼——在隨後兩三年間，許多話劇導演挺進梨園，分頭執導各種戲曲劇種的戲來。成就大小不一，但總的來說，凡是新興劇種，請話劇導演的比較多；古老劇種背上的包袱比較沉，也因為比較窮，請話劇導演的時候就少了。即使話劇導演來了，也發現古老劇種不好弄。這大約又生發出兩重意思：一是技巧程式相對凝滯，碰不得；二是劇團中人的思想也相對“穩定”，不太能接受新的理念。甚至連古典劇種的觀眾，也不太關注西方又有什麼新的東西。於是，進入古典劇種的話劇導演，往往要求劇團另派一兩名“技導”協助工作。這種“技導”必須有兩個熟悉：一是熟悉自己這個劇種的種種程式，二是熟悉團裏的種種人際關係，有時真遇到矛盾時，有“技導”在話劇“導演”和本團“主演”之間轉圜，可以免得把事情弄僵。
又想起了阿甲
五十年代時，中國京劇院總導演阿甲應邀南下，到廣州給紅線女排戲去了。排的是粵劇《桃花扇》。
以往，我看過京劇導演排戲，就比如阿甲，如果是排《紅燈記》的“原班人馬”（如李少春、袁世海、高玉倩等），他一定首先把自己憋在屋子裏許多天，形成一個又一個的舞台調度的方案。等心中已經有了這個“底”，他才開始給演員說戲。我曾向老演員打聽過阿甲如何做導演報告。按一般常規，導演都是由劇本去說戲中的“戲”（矛盾），逐場去說，從心理說到外在的一招一式。阿甲不這樣，他習慣先做政治報告，說《紅燈記》發生的大環境，說抗日戰爭對中國有哪些影響，因為他抗戰時在延安，他是很年輕時由江蘇跑到上海，再由上海跑到延安去的。聽他講演的這些老演員，抗戰時有的在北平，有的在南方，總之，幾乎就沒一個是在解放區的。阿甲說，自己原來在南方學過一些譚鑫培的唱腔，但很不徹底，是抗戰打斷了他，他跑到延安，準備從此革命，再不碰京戲了。後來是在延安，是通過學習，才發現革命和京戲並不對立，發現“革命也需要京戲”的道理。再後來，是組織上派他到西安去買戲箱。他買回兩套，於是延安平劇院就此開張，他也就成為其中的頭牌老生。他在延安唱了《四進士》。他唱戲不講流派，但這個宋士傑，其中有馬派更有麒派，還有他自己不少的東西。他報告著，不時就會“跑題”，但即使如此，台下的名伶也依然聽得津津有味。他們看過阿甲演的戲，就技巧說，和名演員自然不在一個層麵之上，但有一節，阿甲在台上，總能找到一些大牌演員忽略掉的東西，由阿甲一旦演繹出來，一般觀眾或許不太注意，但行家一看，就覺得大有深意。現在的“跑題”也是一樣，阿甲講的不限於台上那點技巧，而是人生態度，是真正活生生的曆史和大文化。把這個問題談透徹了，下邊的技巧一點就透。阿甲粗輪廓說一說框架，下邊的事就是演員的了。聽講的李少春究竟又是怎樣的人呢？京劇那點“玩意兒”，他在上海時就跟電影演員石揮一再研究過，如今一旦進入《紅燈記》的環境場景，這些事他自己就給辦了。當然，少春會今天一個主意，明天又一個主意，他需要導演幫他把握和分析，究竟是哪個更好以及哪一個為什麼就好……
我後來進入中國京劇院，曾給阿甲當過場記。他當時排《恩仇戀》，他給李維康分析人物：“你演的這個女子，一方麵是糖那麼甜，同時也像辣椒那麼凶，這就是這個人物的兩個側麵，你在不同時候要把這兩個側麵都給統一著表現出來……”阿甲是出口成章，一張嘴，就是非常優美的散文。不過，他畢竟是老了，昨天設計的方案，本來挺好的了，可今天排完了，晚上他自己又推翻了重新再來。明天早晨他又拿出一個新方案，落實之後用不了兩三天，他興許又會萌生出第三個方案。排《恩仇戀》時就是這樣，今天改一點，明天改一點，後天興許推翻了再重新來。最後響排全劇時，才發現全劇一銜接就太“大（時間過長）”了，隻好忍痛大刪大砍……但他給李少春們等排戲時不是這樣，那時是他自己精力最好的時候，也是那幾位大牌演員最成熟的時候。阿甲說出一個不十分確定的路子，有時不隻是一個，而是兩三個。說完了讓李少春們一琢磨，興許就有第四、第五個好路子會出來。到時候，阿甲也不是扮演那個光拍手的角色，他可能分頭一邊身臨其境，分頭“說”著這幾個路子的好處，突然間他一拍手，可能又有一個最好的路子“出世”了。這就是說——阿甲排戲先是“大”，空泛一些也無妨；然後他就求細，而且不是隻求惟一的細，誰有什麼意見都可以說，大家一塊擺，最後誰的最好就聽誰的。所以我那時感到，能在阿甲身邊工作，是一種很大的享受。我能調進京劇院，實在是幸福的事，隻是這幸福來得晚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