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打各的牌
2002年8月，上海隆重舉行“俞振飛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活動。我有幸受到邀請。北京、南京一共來了十幾個人，住在市區一個花園別墅，每天三班兒排得很滿：上午研討會，下午參加活動，晚上看戲。居住夠舒服的，但這活兒也夠辛苦的。我久已不參加這類活動，但這次我非常積極。因為像俞老這種年齡和級別的戲曲大家，今後是不會再有了。大約上海舉辦方也有同樣的心理。他們準備了幾項非常重大的活動：一是俞老的紀念室開放。我們參觀了，氣象真大，文化性也真強。這種文化性是內在和撲麵而來的，俞老在文化上的功力，又是其他老一代名家沒辦法比的。他們把俞老的墨跡、唱片、書房在展室中一展開，文化的輻射力就出來了。二是少而精的演出。其中最重要的一場，把全國六大昆曲劇團的頭牌演員幾乎都請來了，大合作，大氣象。我們都十分高興。
一起與會的，有南京一位朋友，他剛看完頭一場演出，就告辭了。我問他有什麼事，他悄悄說：“去蘇州，那邊也有一個會演。每年一度的。”再問，他告訴我一個江蘇省新近的消息，是振興蘇州昆曲的“五大舉措”：一、每年舉辦一次全國性的會演；二、把原來的蘇州昆曲劇團升格為“劇院”；三、成立一個以昆曲為中心的博物館；四、成立蘇州昆曲研究所，以著名的昆曲研究家顧篤璜為所長；五、最後一項是什麼，一時忘記了。蘇州——一個省轄市，又偏偏在上海舉辦俞老百年誕辰的時候，舉辦自己每年一屆的昆曲會演，這不有些“打對台”的意思麼？
南京的朋友急匆匆走了，他對上海方麵的接待方隻說，家裏有病人，而沒說蘇州也在辦著類似的事。望著他的背影，我想了許久。蘇州昆曲界我也有不少朋友，為什麼不請我呢？南京朋友剛才說，他們知道上海請了我——“怕你為難啊”。是的，如果我在北京同時接到兩份同時舉辦活動的邀請，我去那邊呢？按照常規說，我會來上海，倒不是因為上海各方麵都“大”，而是因為紀念俞老並不是“年年都有”的事，而會演則是不看今年可以看明年。這樣想過，我反倒感謝蘇州方麵的細心了。還隻說“打對台”的事情，如今哪裏沒有呢？就說首都最大的兩家電視台——“中央”和“北京”，遇到重要的電視連續劇，時常是放在同一天首播，播出時間前後差不了幾分鍾！這真是誠心不讓你同時“看兩邊”啊。幸虧我是不太看電視劇的，因此沒受到這份“煎熬”。
各走各的路
我和上海昆曲團認識得很早，自從“文革”後他們八十年代第一次來北京時就接觸了，那時俞老還兼這個團的團長。我訪問了俞老，俞老劈麵就是一句：“我們昆曲可不是你們京劇！你們講‘角兒’，我們講合作，我們有同場演員一起唱的‘同場曲子’，你們有麼？我們一晚上演好幾出小戲，第一出小戲的主角，到後邊可以跑龍套，你們京劇行嗎？……”在俞老親自帶領下，“上昆”的陣容在全國是最強的，許多戲也是演得最好的。我當年實在看了他們不少好戲，也和他們非常的熟。“上昆”這些年走過一條什麼樣的路呢？有過搖擺，但慢慢堅定了。他們一樣演古典題材，但注意從形式和文化內涵中出新。最典型的例子是上、中、下的三本《牡丹亭》，先排過一個版本，後來又排了現在這個版本，其間的過程值得回顧和小結，當然想一次完成總結也不容易。上海昆劇團的演員，也有前、中、後三撥人，其間的交替正在完成之中，已初見成效。他們生活、棲息在上海，是這個位置和環境決定了他們已經走過和要走的路。上海是什麼性質的城市？它是我國最大最成功的國際性大都會，各種思潮都在這裏碰撞，這裏不怕別的，惟獨就怕平靜，一平靜上海就沒“戲”了。
蘇州呢？他們的昆劇團沒有大名鼎鼎的“角兒”，演出範圍基本朝“下”，去周莊和其他一些地方，連南京都是極難得去的，因為省會還有省的昆曲劇院呢！人家是“院”，自己是“團”。可是也怪，近兩年，蘇州昆曲劇團的日子漸漸好起來了。顧篤璜根據古本幫他們排了好幾個戲，是在忠王府的古建築中排的。我在那兒看過連排，候場的演員坐在上下場門前邊的幾個倒擺著的座位上，如同泥巴捏成的偶像。一些老茶客坐在台下破舊的藤椅中，一邊看戲，一邊喝茶（絕對是蘇州高品級的碧螺春）。演員在排演中，事事都如從前，不能有一點亂來。後來，他們去台灣演出，受到空前的歡迎。這當中，應有非常深刻的原因。
各有各的道理
上海昆劇團現任團長蔡正仁兄曾對我說起他的心得：“昆曲不改不行呀。有一次我在大連演出，前邊是幾出京劇的折子戲，最後是我和香港鄧宛霞合演的昆曲。前邊演出效果還好，等我們昆曲一上場，立刻就有人提前退場，大約大連人沒怎麼看過昆曲，非常不適應它的慢節奏。我一看著急了，一邊演一邊‘掐’戲，硬是把一折五十分鍾的戲掐成二十五分鍾……下場後，我深深出了一口長氣，以後再排演其他戲，也包括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地方演出熟悉的傳統劇目時，我都注意加快它的節奏。”所以，身處大上海的上海昆劇團，這些年改革的力度也在不斷加大，演出過不少的創新作品，老戲中自然也講求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