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炒作
記得是在2002年6月，上海報紙發出一條很大的消息：即將在8月舉行的俞振飛百年誕辰紀念活動中演出《桃花扇》，由楊春霞、蔡正仁主演。在人們印象中，楊是《杜鵑山》的主演，唱的是京劇青衣；而蔡正仁是上海昆劇團的現任團長，擅長的是俞派昆曲小生。他倆怎麼合作？難道一人唱京劇，另一位唱昆曲？我想，這是讀者看到消息的第一反應。消息馬上做出解釋：此次是“京昆合演”，既有昆曲，也有京劇。兩位主演，有時唱京劇，有時唱昆曲。話就說到這兒，讓人不得其解。大約這麼寫的目的，就是為增加讀者對它的關注。
我當時是在外地讀到上海報紙的這則新聞的。噱頭！懸念！上海人就會想點子！因為很快就要舉行紀念俞老百年誕辰的活動，主辦方把這個戲列為展覽演出的第一個戲，並放在開幕式之後演出，顯然有其主觀目的。因為現在有一條很堅定的信念：要創新，新的一定勝於舊的，所以考慮展覽演出時，第一台戲就必然是有分量的，同時還必然得是“上海的”（隻有上海“想得出來”和“排得出來”的）。您想，如果一般性去體現俞老的舞台風範，演幾台京劇或昆曲的傳統戲，那麼弟子們的水準和老師是有差距的，至少和老師盛年的差距是明顯的。再者，這樣的效果又怎麼能體現上海的“與時俱進”和一代代地超過前賢呢？具體思索過程我不曉得，但最後的運作結果就出來了：把這麼一出體例不明的《桃花扇》擺在了展覽演出的第一台。
理由也可以有這麼兩條。第一，京劇早期就有“兩下鍋”的傳統，在一個晚上的幾折戲中，可以忽而京劇，忽而梆子。但這個“忽而”又是必須產生在不同的折子戲當中，不允許在一個相對較大的戲裏，把不同劇種的唱腔混用其中。第二，俞老是京昆藝術大師嘛，他有京有昆，現在來一個京昆合演，不也很好麼？俞老的壽命與同代藝術大師相比，顯然是長壽的，怎麼他從來就沒想過自己也來這麼一次“創新”呢？
隨後我收到上海文聯的邀請信，8月就赴上海參加這最後的盛會了。為什麼說是“最後的”？就因為梅蘭芳、周信芳那一代老伶工，到俞老這兒是最後一位。今後即使上海再熱情、再想辦這樣的活動，就因為這樣的大師沒了，再辦也沒“由頭”了。
上海真是盡了心，非常隆重，招待得非常到位。我是被邀請中年紀最小的一個，沾了他們老幾位的光。
到達上海的那天晚上，就有另一個青春版的《桃花扇》，由“上昆”年輕一代的演員主演。主辦方問我願不願意去先睹為快？我想了想，謝絕了。我認識楊和蔡，而且比較熟，他倆與我屬於同年齡段的人，我看過他們的青年與盛年，現在看他倆的準晚年，即使有些“意到筆不到”的話，反而能引發我的感觸。我現在看戲，根本就不求看演員是否賣力氣，而隻求其有否韻味。我當晚好好休息，就等次晚開幕式後的正式演出了。
舒服與不舒服
由於是開幕式，我們一行外請的來賓中，郭漢城與劉厚生二前輩是乘坐小汽車去劇場的，從後門進，直接進入貴賓休息室，可能有一個小型的接見，最後再與我們會合於劇場前排的座席中。開幕式中，上海市長講話，嚴格說隻是致辭，就幾句話，向俞老的在天之靈致敬，同時歡迎各界來賓。很簡短，風度好是最大的亮點。這些“題外的觀感”，或許就是上海所要的“特殊之處”。
楊、蔡版的《桃花扇》開始了。楊，我早晨見到她一次，在浦東一個摩天大樓裏。那時她完全是便裝，還那麼瘦，還那麼精神。我特別高興的是，還見到她的丈夫林鑫濤——我和他過去是同事，還是乒乓球友，一下子有十多年沒見了。我倆做“領袖般握手”狀，正巧有一位上海攝影記者在旁，我認識他，請他特地為我倆拍了一張。林告訴我，這可是上海“最棒的”地方，江主席在上海召開APC大會開幕式時，就在這間大廳當中。下午我在駐地就收到照片，果然有氣派。我自笑了，有機會時“輕狂”一把也無妨。但隻要一完事，一回北京就恢複原態，該幹什麼就還幹什麼吧。
此際晚間的看戲中，我首先感到舒服的是劇場的氣氛，座位舒適，空氣流通，周圍觀眾的服飾與態度的得體，也給這環境和空氣加了分。在北京，近年我很少再去劇場了，比較懷念的是兒時的戲園子，那截然是另一種氛圍，小販的吆喝聲，嗑瓜子與聊大天的聲音，再加上侯寶林相聲中對於舊戲園子種種描述（包括樓上小孩撒尿“滴答”到樓下，正巧“滴”在樓下觀眾的頭上，從而引起的爭吵聲音），其中有許多是我沒見過、但後來從梨園老人反複的描述中逐步加強了這種未必真有的記憶。總之，這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時代和兩個地域。楊、蔡先後出場了。楊的扮相大體還如當年，老了點，但這種滄桑反倒更有味道。蔡稍胖，他這個團長那麼忙，反而沒能瘦下去，顯然是有真功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