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中國戲曲過去的“分”與“合”，都與過去社會的變遷有極大關係。而今後戲曲劇種的“分”與“合”，同樣要由中國未來社會的大變遷所決定。與社會大變遷相比，戲曲實在是一個小而又小的部分，所以近年我的精力他移，也就和這個問題有關。
“海派”是非談
今天，依舊把上海視為“海派”是不對和不準確的，但仍不能無視在許多做法上，北京市習慣縱向上的繼承，上海則擅長橫向上的借鑒。其實，廣東、深圳和上海有諸多相似之處，但地域曆史上形成的差別，又給今天的它們造成了差異。
昔日，“海”之所以能夠確立，是因為其交通比陸路上方便和便宜。但從中國傳統觀念上講，陸地（和內地）才是最重要的，君王不能住在海邊，海邊不安全，海邊太流動，海邊沒準譜。隻有陸地的中央，才是君王的棲息之地，才是穩定的精神和物質上的居所。所以，中國文化從一開始就不屑於海，但近代以來的種種事實，又無數次無奈於海。西方列強是從海上進入中國內地，是首先從沿海地區瓜分去了領土，隨即又把海邊城市殖民化。中國君王本來喜歡麵南背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他們眼睛裏，根本就沒看到海，更不用說要希求於海了。但16世紀以後西方科學技術的大進步，讓中國的這種觀念一下子處在了挨打的地步。帝都沒落了，沿海的新興城市繁榮了——按先後順序是：廣州、上海以及天津。天津的陷落，距離封建王朝的覆滅，也就沒有幾天了。在“廣州、上海、天津”三個城市中，上海居中（兼顧南北）的位置讓它達到了中國的最繁榮，它的種種理念於是也開始和傳統理念唱起了對台戲。京劇海派的興起和確立，也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才產生的。
然而近代世界的科技發展，越來越打破了以往依靠海路交通才有的優勢。人，從陸地上飛了起來，航空事業得到極大的發展。運輸，不再是僅僅通過海路了，電波，電子，電視機，計算機，網絡……將要延伸出怎樣的一條發展的線索？在這個不甚可知的線索中，海洋運輸越來越不占優勢了。這種大趨勢和大背景，會不會給過去一度繁榮的上海帶來悲劇性的命運？當然，未必這樣糟糕，況且真到那一天時，還有遙遠的路程。但居安思危，是一種積極的態度。早一些想將來的事，比事到臨頭才想對策，總是高上幾籌的。
目前，中國需要進一步的地域積極性。改革、開放之前，僅有中央一個積極性，連天子腳下的北京市也談不到。如今在新時期，在前一段時間，至少有三個積極的地方性——北京的，上海的，廣東的。如今全力開發大西北，等西氣東輸、南水北調基本完成之日，那麼全國的基本布局就會有一個很大的改觀。那時，西部（或稱內地）的積極性就會極大地顯現出來，昔日那種唯上海才算是橫向開放的理念勢必得到一個根本的轉變。西部（或內地）主動了，不僅其資源的豐厚是優勢，而且作為亞洲內陸橋的架設，再加上世界科技的發展早已擺脫了陸路、水陸抑或航空的階段，進入一個全新的依靠電子就無所不能的新階段——這個新階段將無疑地促進新地區的繁榮，而業已繁榮了（過）的地區，或許反倒會形成滯後的局麵。昔日西部地區隻有通過東南沿海才能連通西方國家的局麵，將會不再持續下去。這樣，今日上海地處華東沿海的優勢，反倒會有所喪失了。等世界的“海”，連同中國的“上海”——這個以往的“大存在”沒有了，其思想上的前衛性也就不能不打折扣。真到了那時，“海派”恐怕就會成為一個毫無生動意趣的陳舊名詞。說到戲曲，因為它基本屬於農業社會的產物，所以生命力也會在大西北保留和延續得更久遠。世界都在你爭我奪地實現著都市化，當然農業也不能廢棄，尤其是精神上的農業將更加寶貴。我一直在想：將來某個階段，但凡是真想捕捉古典遺韻的人，恐怕要遠上甘肅、新疆、西藏，才能獲得精神上的享受。與此同時，上海與海派也必然在反思當中贏得一個新生麵。
上海，以及過去是是非非的“海派”名詞，都應該抓住時機，認真總結過去的成果，同時因勢利導，去贏得新局麵和新業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