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請問吧,爵士,我現在就可以回答您的問題。”艾爾通開始說道。

“我們不提什麼問題,還是您從頭說吧,您先說說您究竟是誰?”

“我確確實實是湯姆?艾爾通,先生們,”艾爾通立即回答道,“是不列顛尼亞號上的水手長。一八六一年三月十二日,我隨格蘭特船長離開格拉斯哥,在太平洋上跑了十四個月,想找個有利地點建一個蘇格蘭移民區。格蘭特船長滿懷雄心壯誌,非常了不起,可我倆常常發生爭執,合不來。我又不是個能屈從於人的人,而隻要他一決定下來的事,任何人都反對不了。他對自己很嚴格,對別人也很嚴厲。因此,在忍無可忍之下,我想到了叛變,而且還想拉上船員們同我一起幹,把船奪走。我這麼做對不對,先別討論,以後再說。反正,這事讓格蘭特船長知道了,他大發雷霆,一八六二年四月八日,在澳洲西海岸把我趕下了他的船。

“澳洲西海岸?”少校打斷他,問道,“這麼說,您在不列顛尼亞號到達卡亞俄之前就離開了那條船了?那條船是在到了卡亞俄之後才沒了消息的?”

“是的,因為我在船上時,不列顛尼亞號從沒在卡亞俄停泊過。在帕第?奧摩爾莊園時,我之所以提到卡亞俄,是因為你們先告訴了我它在那兒停泊過。”

“您繼續說。”格裏那凡爵士催促道。

“我被扔到一個幾乎荒無人煙的孤島上,但離西澳省省城伯斯的流放犯拘押地隻有二十英裏。我在海邊茫然不知所措,覺得走投無路時,正好碰上了一夥剛從拘押地逃出來的流放犯,於是,我也就入了夥。那兩年半的漂泊生活我也就不細說了,我隻是想告訴您,我後來當了流放犯團夥的頭領,化名彭?覺斯。一八六四年九月,我到了那個愛爾蘭人的莊園,以艾爾通的真名當他的雇工。我是想待在那兒等時機,想法搶劫到一條船,這是我唯一的心願。兩個月後,鄧肯號來了。

你們一到莊園,馬上就把格蘭特船長的事說得一清二楚。因此,我了解到不列顛尼亞號許多我先前所不知道的事情:不列顛尼亞號在卡亞俄停靠;一八六二年六月,也就是在我被趕下船來之後的兩個月以後,它發出了最後的消息;幾封求救信件;船在三十七度線上失事;您要尋找格蘭特船長的種種原因,等等。我當時一眼便看上了鄧肯號,覺得這船真是棒極了,比英國兵艦跑得都快,所以我一門心思想把它搞到手。正好,船壞了,得修理,所以我就提議把它開往墨爾本去。

我以船上水手的身份把您引到澳洲東岸那我編造的出事地點去。就這樣,我領你們穿過了維多利亞省。我的那幫弟兄或前或後地跟著我們。我的弟兄們在康登橋做的那件案子,說實在的,根本就沒有必要,因為鄧肯號隻要一到東海岸,它就絕不可能逃出我的手心。一旦我擁有了鄧肯號,我就成了海上霸王,還去幹那種小兒科的案子幹什麼?所以,我才不辭辛苦地把你們帶到斯諾威河。牛馬是我用胃豆草毒死的,牛車是我給弄陷進泥潭裏去的。後來……後來的事嘛,您全都知道了,我就不說了。唉,要不是巴加內爾先生一時粗心大意把地點寫錯了,鄧肯號現在已經到了我的手裏了。這就是我的全部經曆。我很抱歉,太簡單了,我所說的恐怕對你們尋找格蘭特船長無所裨益,同我商定的交換條件,對你們來說是很吃虧的,我是有言在先的。”

說完這些,艾爾通摟抱住胳膊,不再言聲,神情十分平靜。格裏那凡爵士和他的兩個朋友一時間也找不到什麼可以說的。全部事實這個混蛋已經都講了。若不是巴加內爾粗心大意,後果真的就不堪設想了。格裏那凡爵士在杜福灣發現的那件黃色囚衣就是個明證,差一點兒他們的陰謀就要得逞了!顯然,他們是在杜福灣準備接應自己的頭領的。久等不到,他們可能又躥到新南威爾士省的鄉間去殺人放火,為非作歹去了。這時,少校突然想起點什麼來,便問艾爾通道:

“這麼說,您在澳洲西海岸被趕下船的那一天,肯定是一八六二年四月八日了?”

“是的,沒錯。”

“當時,格蘭特船長有什麼計劃,您清楚嗎?”

“稍稍知道一點點。”

“那您說說看,您稍稍知道的那一點點也許能幫我們找到線索的。”

“我隻知道格蘭特船長想去新西蘭。但我被趕下船之後,他是否真的去了新西蘭,我就不清楚了。也許他有可能真的去了。這與求救信上的三桅船失事的日期,一八六二年六月二十七日,還是很符合的。”

“當然符合。”巴加內爾說道。

“可是,信件上並未提到過‘新西蘭’呀。”格裏那凡爵士不解地說。

“這我就解釋不清楚了。”艾爾通說。

“好了,艾爾通,”格裏那凡爵士說道,“您實踐了您的承諾,我也將實踐自己的承諾。我們將會商量一下,在太平洋上替您找一個小島。”

“好,隨便一個小島就行,爵士。”艾爾通頗為滿意地答道。

“您先下去,等我們決定了之後,會通知您的。”

艾爾通在兩名水手的押送下,回自己的艙房去了。

“這小子本來可以成為一個了不起的水手的。”少校感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