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的中國人，對“四化”特別熟悉，比如說中國的“四化”，意即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幹部的“四化”，則是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對於黨項民族的“四化”，知道的人不一定很多。
關於黨項民族的“四化”這一概念，指的是西夏國滅亡後黨項人的去向，即漢化、藏化、蒙化、回化。
黨項人的“四化”，竊以為有它的無奈，也有它的神奇。
西夏國滅亡之後，特別是近現代，人們開始關注與研究西夏曆史時，卻發現，作為西夏國主體民族的黨項族，卻從總體上不見了，不是人間蒸發，卻是曆史的湮滅。
一個國家滅亡了，其民族也不複存在了，似乎悲慘得不能再悲慘了。這是一個需要商討的問題。
西夏滅亡後，黨項族一部分留在西夏故地，包括今寧夏全境，甘肅的河西走廊，內蒙古的鄂爾多斯地區，青海的湟水流域，陝西的米脂、橫山地區等等。
另一部分黨項人以入朝為官與隨軍南下的方式，移居內地。在今河北地區、四川地區、雲南地區、江浙地區等均能尋覓到證據。
還有一部分黨項人，移居青藏高原。
在“四化”中，黨項民族漢化的應當說最多。這是因為漢民族居住的地域，曆史悠久，文化的滲透力較強。據專家考證，黨項民族的漢化從唐代就開始了。西夏立國近二百年，“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帝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東屬，行中國法令”，漢文化的影響力極大。這是其亡國後與漢族迅速融合的重要的曆史因素與文化因素。在漢化方麵，其表現就是姓氏、語言、通婚、風俗、文化等方麵全方位的漢化。
移居青藏高原的黨項人，逐漸藏化。唐朝初年，有一部分黨項人因“地乃入吐蕃”，所以“其處者皆知為吐蕃役屬”，融入吐蕃。西夏滅亡後，移居藏區的黨項人，在風俗習慣、生存生產方式、民族認同感方麵，逐漸向藏族靠攏，並最終藏化。
同樣之理，移居蒙古族地區者蒙化，移居維吾爾等“回”（包括中亞各族）族地區者，“回化”，即皈依了伊斯蘭教。
黨項民族的“四化”，真的是其不幸嗎？我不這麼看。黨項族從它誕生，到逐步發展壯大並且在強國的縫隙中膨脹，建立了西夏國，與中原鬥，與遼、金鬥，與蒙古人鬥，轟轟烈烈地將國旗打了近二百年。書寫了輝煌的曆史篇章。黨項民族以其尚武的精神，在中華民族的民族之林中立得叱吒風雲，英勇頑強，豪氣四溢。而當他們被蒙古人滅國後，又很會保護自己，通過“四化”，融進了他們所能接觸、並共同生活的其他民族之中。他們沒有頑強地保留民族，沒有悲悲切切、戚戚慘慘，沒有縈懷於報仇複國。沒有做“小樓昨夜又春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思，也沒有高喊“驅除韃虜、恢複中華”、“還我河山”般的口號，而是洶湧地來，瀟灑地走了。而且走得幹幹淨淨，以至於要找他們的蹤跡，還得借助於查證與考據，或者是進行極其艱難，所獲信息又未必準確的尋訪。
西夏沒有留下喋喋不休說“我們先前也闊過”的遺民、後代，黨項人不得那種軟骨病。黨項人是團謎，一個古老的淒美得讓人起敬的謎。
消亡不是死亡，“四化”便是永生。我的誕生，我的存在，我的去向，我的消亡，我的曆史，等等等等都得別人去研究，而我，已完成了曆史使命，一切都不計較，一切都不重要了。
這就是黨項人。
真的很佩服黨項人。
2006．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