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見到夢露時她吹送的煙圈，又在我眼前擴散開來。她曾經的笑臉，她嫵媚的丹鳳眼，又擴散開來。她在我懷抱裏像一條小帆船似的蜷縮著，我胸膛裏海水奔湧不息。瓊跟我分手時送的紀念品，是火車站月台上印在我額角的一個吻——她用這個吻為我的遠行剪票了。夢露則以煙圈，在我村莊的上空滾動，轔轔作響。吻與煙圈，都是速朽的，風一吹就了無痕跡。想到夢露以前的種種好處，以及今天分手時的最後一瞥，我內心升起一種遲到的惆悵。山穀裏大霧彌漫，我看不見你了。與夢露分手，給我的感覺，分明是第二次失去了瓊。我把一個女人丟失了兩次。
“你後來還見過瓊嗎？”伊沙依然關心著他目睹過的那個愛情故事的結局或後來的發展，像對待一部隻讀了一半的書。
“見過。她有一次出差來北京，我陪她逛了王府井，後來天黑了，我們又去天安門廣場散步。在夜色中，看不清對方的臉，我們幾乎以為仍然作為一對情侶，在一座共同生活的城市裏散步。我們甚至半開玩笑地約定，今生今世一定要尋找機會再續前緣。我說，等我奮鬥到40歲，應該什麼都有了，就去武漢接你。她說，不過那時候，我可能都老了。我不會嫌你老的，我對著她那張美麗的臉發誓。好吧到時候你離婚我也離婚，就說定了40歲那年，在此之前各過各的——她爽快地答應了。你可要為我保重自己呀，為了我們40歲的重逢——今天的話誰也不許反悔。我見她認真的樣子，就試探，你是真這麼想的嗎，我可擔心自己白等。她白了我一眼，你要是真的我就是真的，你要是假的我就是假的——女人總是這麼巧妙。我說，40歲的時候我肯定不再是個窮光蛋了。沒準那時候我風韻猶存，仍然能迷倒一大片小夥子呢，瓊也同樣自信。”
“那你當真了嗎？”伊沙忍不住打斷我。
“我也弄不準。要驗證它是否屬於玩笑，恐怕真得等到40歲那年。生活，誰能說得清楚。我們都當不了預言家。不過，我希望它是真的。”我的眼睛眯縫起來，努力看破時光的帷幕，這終屬徒勞之舉。“我依然愛著瓊。”我發現自己很輕易地說出了愛字。它並不那麼使我恐懼。“但在此之前我寧願相信它隻是一個玩笑。遙遠的事情，想多了沒意思。都不是小孩子了。成年人的遊戲應該與孩童玩的有本質區別。越是與遊戲若即若離——甚至超脫於遊戲，越是能成功。”
“可有時勾手指的約定比簽字畫押的合同還要有效。”
“所以我和瓊索性連手指都沒勾。隻是以模擬玩笑的語氣，商討了幾分鍾，說完就完了，說完仿佛就忘了。然後各奔東西。”
“聽你一描述，我仿佛看見你們倆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口頭協議的情景了。這故事的後半部分更精彩，沒準什麼時候我要把這個情節寫進小說。”
“可後半部分還沒開始呢。不過，也許它注定是空白。”
伊沙小心翼翼地問我：“瓊現在結婚了嗎？”
“聽說她回去後不到半年就嫁人了，嫁了個武漢市的大款，幸福與否尚不得而知。其實，我們之間也很少寫信或打電話。如果今天不是你提醒，沒準我已把瓊這個人和這個故事存放進記憶的倉庫裏了。我甚至很少想起她。”我看見伊沙驚訝得瞪圓的眼睛。“不過，這並不代表我不愛她。”
“女人總愛幹一些既讓人吃驚、但又符合生活的邏輯的事情。”伊沙像蘇格拉底那樣點一支煙，陷入了無邊的沉思。假設蘇格拉底的時代已發明了香煙的話。我不知道他這句話是針對瓊與我浪漫的約定，還是針對瓊過於現實的閃電般迅速的婚事。總之他在為我的愛情遺憾。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在為愛情而遺憾。
“男人又何嚐不是如此呢？”
現在我坐在麥子店的書房裏寫一部很久以前就開始構思的小說，在我身邊，在屋頂下走動著一個體態婀娜的女人。我陽光燦爛的房間彌漫她身上灑的巴黎香水的氣息，這令我神思恍惚，仿佛置身於多少年前就夢寐以求的場景。怕打擾我的思路，她盡量壓低聲音給我沏茶、清掃地板和晾洗衣物，輕盈如畫中人。風一吹過就傳來紙張被掀動的沙沙聲，樹葉的沙沙聲。她不是夢露。那麼她是誰呢？你們目前還看不清她的麵孔。我正寫到在臥佛寺詩會與老朋友伊沙談論瓊那一段，伊沙仿佛是我往事的證人，一見到他回憶的大門就打開了。他還願意為我的明天作證嗎？想著想著我就走神了。
我生命中再不可能有如此單純的夏天了——每當捧讀舊日影集裏一幅發黃的照片，才察覺指縫已漏走了多少歲月。照片是在圓明園拍的，那英法聯軍焚毀的廢墟上簇擁著十幾張年輕的麵孔，其中的我，穿一件廉價的黑西裝，手提公文包，有點疲倦地微笑。依偎在我肩旁的是一個鵝蛋臉披肩發的女孩，她長得有點像演《小花》的陳衝。當時我作為一位外省的詩人來北京城求職，借住在師範大學宿舍，和當地的一群校園詩人、流浪藝術家朝夕相處，直至熟悉如同一道籬笆牆內啄食的家禽。那幅照片，便是大夥結伴去郊野舉辦露天詩會所拍攝的。我白天懷揣資料在這座龐大的城池東奔西跑，和各種各樣單位的人事幹部磨嘴皮，夜幕低垂時搭乘公共汽車返回鐵獅子墳附近的校園，推開門——伊沙他們已從食堂打來了飯菜，坐在燈火輝煌的寢室等我。“有消息嗎？”老紀總是笑容可掬地迎上來接過我沉甸甸的包。這麼一群落魄的男人團結如一個家庭，應該感謝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女人，老紀——伊沙的女朋友。不知最初是誰給她取了這麼個男性化的綽號，但聽慣了，居然產生某種難以言喻的親切感。她無意識地以女主人的身份照顧著周圍每一個人，於是她和伊沙，便構成我們清貧的沙龍的核心。
伊沙，老家西安，有著金斯伯格式嚎叫的嗓子，擅長朗誦。老紀，娘家在河南，和伊沙是師大同班同學，但在心理上已嫁給詩人伊沙了，他們正計劃畢業後共同分配到那座既有兵馬俑又有楊貴妃的城市。在學生食堂，老紀問我愛吃什麼，我瞟了瞟黑板上的菜價：“來一碗稀飯，兩隻肉卷。”多少年後，善良的老紀還記得我的江浙口音，並笑著向朋友們模仿：“烏鴉最愛喝稀飯，吃肉卷。”在老紀麵前，烏鴉日後再混出個人模狗樣，仍然是個弟弟。
一位身材瘦削、皮帶上掛著單放機的搖滾青年從人群中擠過來，神情黯淡地坐在伊沙旁邊。老紀給我介紹：“他叫張楚，從西安扒火車流浪到北京，隻帶了一把吉他——已經兩年了。”這位叫張楚的大男孩臉有點髒，牛仔褲有點髒，翻毛皮鞋有點髒，但一雙眼睛很亮。老紀憐愛地把一塊幹淨手帕遞給他。如果再過兩年，便沒有誰不知道張楚了，他有一首《姐姐》唱紅大江南北，結尾部分聲嘶力竭地呐喊：“姐姐，我要回家！”不知惹得多少有姐姐或沒姐姐的霧都孤兒落淚。張楚的《姐姐》並不見得是寫給老紀的。但老紀，確實是我們（包括張楚）共同的姐姐。是我們那一段苦難生涯裏象征著溫柔與善良的姐姐的化身。
老紀，你人太好了。
今天我坐在麥子店的寓所裏寫這部小說，書桌上放著張楚新出的盒帶《孤獨的人是可恥的》。突然發現張楚已經是紅人了。張楚，還記得七年前老紀給我們準備的飯嗎？真香啊！隻有孤獨的人才配罵自己可恥——其他人沒有資格。老紀對於我們這些曾經孤獨的人，有過一飯之恩啊。她是光榮的。光榮的姐姐。
伊沙帶路去侯馬的大套間寢室，讓我聽張楚唱歌。張楚把琴抱在懷裏，像抱一個古典的美人，唱自己作詞譜曲的《西出陽關》，大意是“我坐在大路旁，我坐在草地上，遠處一群鳥，近處幾頭羊……”簡單的意象，一旦和音樂接軌則金戈鐵馬滾滾來，眼前這位無名男孩帶給我的震撼不亞於目睹了泰山。他天生就是音樂的帝王將相。張楚懷抱美人走出春風楊柳玉門關，是那年夏天我最輝煌的一個夜晚。
侯馬帶頭鼓掌。他身材魁梧，有演說家風度，語調激昂，且伴以有力的手勢，怎麼看都像馬雅可夫斯基。侯馬，我沒忘掉你那副古希臘雕塑的麵部輪廓。我從來就沒覺得你是個山西人。侯馬後來分在公安局工作，娶了個在電視台工作的漂亮的妻子，他命中注定是個有福之人。我上個星期跟他通過電話，說說各自的生活。我們都未再輕易提及那個繁星滿天的夏季——畢竟，好多年了。畢竟，路太長，朋友們都走散了。
還有徐江與桑克，在我眼中簡直是雙子座詩人。都瘦，都充滿理想主義的狂熱，都令人難忘。那個夏天我回過一趟武漢，去母校辦理分配手續，徐江一直把我送到火車站，還買了兩袋涪陵榨菜和幾塊麵包塞進我的提包。我沒有忘記。後來徐江回天津了。他每來北京出差，我總想請他喝點酒。而桑克的分配單位在黑龍江老家，不得不和北京美麗的女朋友演了一出魂斷藍橋的悲劇。桑克，你會找到更美麗的女朋友的。桑克是我們中憂鬱的葉賽寧。
那個夏天來客串的還有哈爾濱的中島，他說過一段話，好像是“在茅草屋裏相愛，就擁有了天堂”，令我刮目相看。他不擅飲酒，喝一點臉就紅了——加上個頭小，像個快樂的紅孩子。還有北京大學的西渡與戈麥。西渡剛工作，單位過節分了肉，便拎到我們這兒在煤油爐上用開水煮熟，大夥蘸著醬油和醋，分而食之。那天夜裏，大夥打著飽嗝，都很滿足，覺得簡直合夥消滅了一頭馬或駱駝。想起戈麥我就心痛，他是一位清貧的聖徒，那個夏天裏他謙遜地端坐在角落，偶爾麵露倦容。他當時分配在中國文學出版社任編輯，發表了不少作品。僅僅在第二年，這位自覺與內省的詩人自沉於北京西郊萬泉河——成為北大詩派繼海子、駱一禾之後第三位早夭者。他的遺作由西渡搜集整理，即漓江出版社公開出版的《戈麥詩集：彗星》。
夏天留下的歡樂與痛苦，一到秋天就被吹散了。然而我不會忘記，我們曾經像落葉一樣聚攏在一起，在大地的掌心噓寒問暖。在同一盞昏黃的燈下，在四堵蒼白的牆壁之間，我們掏出各自的手稿，慷慨激昂地爭論詩歌、理想乃至藝術的命運——很多年以後，我們再也無法恢複當時的幻想與熱情，即使我們如願以償地擁有了榮譽、財富或地位。除了掏出錢包、身份證、蓋公章的介紹信或紳士的手帕之外，我們再也無法從青春的口袋裏掏出更多的什麼了。
那些青梅煮酒、酩酊大醉的浪漫主義夜晚，我總是睡在伊沙特意騰出來的床上——而伊沙則和徐江擠在上鋪直到我終於在偌大的北京城裏擺下了一張自己的辦公桌，一架自己的行軍床。朋友們的友誼是我終生感激的渡口。今天我情不自禁在自己陽光燦爛的書房裏懷念他們的音容笑貌，我知道，我欠他們的情——就像我無法回報這個世界所給予我的一切。北京的鐵獅子墳一帶，有我們的梁山，有我們的水滸傳，我們曾經是長安街上的一群詩歌好漢。
伊沙向我介紹他的陝西老鄉張楚時，說張楚有句歌詞：“一個長安人，站在長安街上……”是他來北京後寫的。這句話是寫在他文化衫上的看不見的標簽。我們不都是長安街上的外鄉人嗎？遠道跋涉，投奔這座偉大的城市來兌現自己的光榮與夢想。十裏長街，華燈怒放，每一個地名，每一個遮風蔽雨的站牌，都是先人安排的，隻有腳印是我們的。我們日夜兼程的腳印，我們高聳起衣領逆風而行的背影，不容置疑將構成長安街局部的風景。
在臥佛寺詩會上伊沙一臉欣喜地告訴我，他和老紀將有孩子了，他們已事先為他（她）取名為“伊豆”（來源於川端康成的小說）。我這時才意識到，青春飛逝，腳步如流，那個夏天裏那群衝動、幼稚的夢中少年，也該成為父親了。我趕緊表示，要求做伊豆的教父。我說，有一天，我期盼著有一天能攙著他（她）花朵般的小手，領他（她）在長安街上學步。
再瘋狂的秋千也會在慣性漸趨細微後恢複平靜。鳥收攏了翅膀。我們終將回到原先的位置，垂直於地麵。臥佛寺詩會結束後，那幾位第三代新銳購買了當晚的火車票返回四川，迎接他們合夥經營的雙桅船廣告公司的開業典禮，用時髦的話來說就是下海了。中國從此少了幾個詩人，卻增加了幾個商人。蜀道難，難於上青天——我在火車站向這些俠肝義膽的江湖兄弟揮手祝福。至於朦朧詩元老，騎著自行車回到雍和宮（藏傳佛教的喇嘛廟）附近的四合院，從此走上他一向視為理想的隱居生涯。時代變了，也確實很少有熱心采訪或約稿的記者，主動去幹擾一個舊式文人對往事的緬懷與默默祭奠了。
伊沙在臥佛寺最大的收獲是寫出了一首充滿叛逆精神的《餓死詩人》。後來被視為他的代表作，他的第一部詩集也以此命名。“餓死他們，這些狗日的詩人，用藍墨水汙染大地的藝術雜種！”他表麵上借一種全社會流行的“藝術無用論”諷刺詩人（包括自身），但自我嘲諷中隱蔽著莫大的同情，實際上是為詩人們生不逢時而憤怒地哭泣。他自己並未餓死，回到西安後他白天上班、寫作、演講，晚上老婆孩子熱炕頭，與賢慧的老紀和天真的伊豆共享天倫之樂。從這個角度上講，他是我們中生活得最好的，最有人情味的。
我在那天送別夢露、又與伊沙談論了一番瓊之後，像個趕交作業的小學生般挑燈夜戰，一氣嗬成組詩《失樂園》——標題是借用英國盲詩人彌爾頓的。雜誌的青春詩會專輯明天就著急發稿了，可我半年來幾乎未寫一首詩，它對於我都有點生疏了。那是個憂傷的節日，久別重逢的靈感的禮花照亮我的臉龐、我的夜空，以及這座古木森嚴的廟宇裏神與人截然相反的夢境。我的頭腦進入魔幻的境界：夏娃抵製不住誘惑偷吃了禁果，一代又一代的女人將重複她意誌薄弱的宿命，我們這個時代的禁果是什麼呢，什麼才是人類永遠的禁忌？上帝毫不客氣地驅逐了亞當夏娃，是否太像暴君的舉止，伊甸園失去了它忠實的園丁，天堂也會雜草叢生、一片荒蕪？作為男人，我更關心的是，對於亞當來說，是失去伊甸園更可怕呢，還是失去夏娃更悲哀？究竟誰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假若亞當也譴責夏娃犯下的原罪，那他等於以同意的姿態站在了上帝一邊，而不是人類的這一邊，他身上有一半是上帝的影子，甚至可以說他的一半就是上帝；但是假若亞當寬宥或支持夏娃的過失，在上帝眼中他就是夏娃的同謀……看來亞當最終以失去樂園的代價保留了夏娃，因為夏娃才是他身邊真正的樂園，第二個樂園：肉體的樂園。這遠遠比精神的樂園更為實際且可堪觸摸，可堪膜拜也可堪褻瀆……我在臥佛腳下寫出的這組《失樂園》刊登在1992年12月號《詩刊》。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我們這群寫詩的亞當背上行囊，若有所失地離開了城市邊緣的臥佛寺。清規戒律的朱漆大門在我們身後沉重地合攏了。世俗的歡樂與痛苦又重新對我們敞開。在兩者之間，我們究竟是哪一邊的放逐者？我們更希望向哪一邊投降？或許更為可悲的是神的命運，秩序顛倒了，它被人類廢黜了，燈紅酒綠裏注定找不見神的影子，它被流放到荒郊野嶺；人性最終戰勝了神性，人類創造了自己欲望的樂園：城市——以此和上帝的伊甸園對抗，並徹底改變了自己在上帝麵前處於奴役的地位。但人類在借助物質的勢力驅逐精神之時，又臆造出一個傀儡般的上帝，作為城市的保護神，它的名字叫金錢，人類心甘情願淪為金錢的奴隸……用米蘭·昆德拉的話來說：“那是一個蹩腳韻抒情時代。”作為這個時代的詩人，我們就像一群被剝奪了神職的祭司，在樂園的門檻上進退兩難、表情尷尬。
廟會結束了，大家解散。
首先把我帶回世俗沙灘上的是蔣薇的一個電話。“我正邀了兩個朋友在外麵打麻將呢，三缺一。這兒離你最近，你就過來吧。”她告訴我地點在希爾頓飯店停車場側翼的叫自由港的酒吧。
我把自行車在門口鎖好，走進了這幢板壁簇新且散發濃烈鬆香氣息、顯然是新開張的美國西部風格的酒吧，頓時產生了好感：這簡直是用積木搭起來的獵人小屋。木質的吧台、酒桌隻用刨子粗粗地推平了，連清漆都不刷，暴露出年輪與節疤。整個屋頂都蒙貼上厚厚的樹皮，還有蒼苔依附在上麵。大約有六七張桌子，坐滿了穿軍靴披長發的搖滾青年、西裝革履的儒商和白領麗人、戴金絲眼鏡卻油腔滑調的京城名記。我甚至還發現了在一杆懸掛的鏽跡斑斑的雙筒獵槍下麵坐著和昆侖同居過的那個長得像鞏俐的女配角，她依然抱著那隻哈巴狗（它已快成為她身體的一部分了），一邊跟懷中寵物作親吻狀，嘖嘖有聲，一邊扭頭跟旁邊導演模樣的中年男子竊竊私語——他把樹墩鋸成的凳子挪得更近點，試圖摟她的肩膀，女配角立即舉起哈巴狗的頭對準搭在她肩上的那隻油膩膩的手：“丘吉爾，快咬他。”她咯咯笑著，看嚇得縮回手的導演，“你摟誰呀，回家摟你老婆去。”我走過他們身邊時正看見這一幕，笑了。這一笑使女配角認出了我，她以為我在跟她打招呼，模仿法國的貴婦人傲慢地點點頭（她要向導演顯示她的熟人遍天下，而且都是潛在的追求者）。我並未像她所期待的那樣上前請安或鞠躬行吻手禮呀什麼的，直接拐個彎走向靠壁爐的位置——蔣薇正笑吟吟地像欣賞外星人一樣看著我。
“這是深圳來的錢經理和香港的徐老板。”未等我落座，她就向我介紹了坐在她兩邊的一個滿麵紅光的壯漢和一個中式大褂前襟掛一條金鏈懷表的資本家老頭。“這是我弟弟。”
“是親弟弟嗎？”錢經理色迷迷地和蔣薇打趣。
“比親弟弟還要親。”蔣薇麵不改色地給他一個滿意的答複，把臉轉向我：“吃飯了嗎？”
“沒有。”我沒必要跟蔣薇客套。抓過桌上的紮啤喝了一大口，“太渴了。”我向那個一臉慈祥注視我的香港資本家笑笑。
蔣薇招手幫我叫了一份揚州什錦炒飯。一邊欣賞我狼吞虎咽的吃相，一邊用手洗桌麵上攤開的麻將：“徐老板來北京半個月了，一直沒機會搓麻將，今天忽然技癢難耐。再說他的項目已談完，可以放心地輸點錢了。徐老板是嗎？”蔣薇把臉轉向那個習慣地把玩著懷表的香港老頭。“沒問題的啦！”蔣薇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使香港老頭心花怒放。
我觀察一下周圍，發現這家酒吧帶有遊樂性質，備有各種玩具。一桌桌顧客有的在擲骰子，有的在搭積木，有的在打撲克或下象棋圍棋，誰輸了罰酒，甚至連女配角和導演麵前也擺了一副玻璃跳棋，兩顆腦袋正頂犄角般湊在棋盤上。這些不同社會身份的成年人，正各自沉醉於學齡前兒童才玩的遊戲，甚至連或贏或輸的表情都在努力模仿孩童的天真——也許日常生活太勞累了，在這種幼兒園的氛圍中反倒能獲得一絲輕鬆。我被周圍的氣氛感染了，賭性頓起，三加五除二地扒完炒飯，抹抹嘴，推開盤子刀叉，動手和蔣薇他們築長城。
我擅長通過打牌揣摸人的性格。香港老頭麵相慈善，打起牌來卻泥鰍般狡猾，下手既狠又準，休想占到他一點便宜。深圳的徐經理嘻嘻哈哈，不時女人般拙劣地向蔣薇拋拋媚眼遞遞口風，貌似漫不經心，但渾身的神經都搭在手指上，眼觀六路，見風使舵，偶爾露崢嶸。幾盤下來我就摸透了他們何許人也。我牌技本來不錯，但在這樣老辣的對手麵前也隻能勉強招架。兩個小時下來便把上午剛去郵局領的500元稿費輸得精光。我殺紅眼了，正考慮是否要向蔣薇借點，蔣薇開玩笑：“你們兩位老手一上桌就像蒼蠅見了血似的，別把我弟弟宰得太狠喲。”
“蔣小姐說哪裏話，你弟弟是下血本誘我們上鉤呢，後發製人。”錢經理依舊嘻嘻哈哈，但手一下就鬆了。下半場的局麵不易察覺地演變著：輸出去的500元又慢慢回到我兜裏，甚至還多了幾張港幣；蔣薇一直是贏家，刹不住車似的往手提袋裏塞著錢，花花綠綠的估計有幾千元港幣。蔣薇搓麻的水平我領教過。那都是徐老板和錢經理故意輸給她的。從他們的漫談中我聽出蔣薇幫徐老板聯係了卡薩布蘭卡公司的一筆紡織品進出口生意。上午剛簽完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