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靠車窗的折疊椅上，瀏覽沿途的鄉野風景。在城市裏呆久了，炊煙、農舍、幹草垛、溝渠、羊腸小道總令我耳目一新——這恍若隔世的畫麵。所以我喜歡坐火車旅行，它總喚醒我某種一向被遺忘了的記憶。尤其這趟火車是向我的家鄉開去的，我相信過去歲月裏的人與事，都簇擁在遠處陳舊的月台上等我，等我用一個親熱的手勢使它們獲得延續。我獨自闖蕩北京已經十年了，像一次漫長的夢遊，有時我甚至懷疑自己在異鄉的真實性。莫非我隻是一個影子？一個被自己夢見的影子——夢推動著他頭也不回地走向陌生的遠方？
“你在想什麼？”蔣薇在我對麵坐下，同時遞來一隻煙台蘋果。
我把蘋果握在手心玩弄著，低眉順眼，像在對蘋果說話似的：“你知道我在想什麼。”
“是的，我知道。每當看見你走神的時候，我總充滿了莫大的憐憫。你走神時特別像一個迷路或失學的孤兒。整個世界——包括我，都被你遺忘了。你沉浸在個人化的憂傷裏，對一切置若罔聞。性格中的這種憂鬱氣質使你顯得高貴而又孤僻。”
我強笑著：“我在另一個世界走失了，找不到自己了。以後再遇到這種情況，你要像鬧鍾一樣提醒我，免得誤了鍾點。”
“但我不忍心……”蔣薇的眼神流露出某種母性的溫柔，“即使上帝看見你，也會用食指堵住嘴唇：噓，小聲點，讓這個孩子多睡一會吧。”蔣薇又補充一句，“放心，你就要回家了。”
“這是蔣薇。這是弟弟。”弟弟代表父母來火車站接我和蔣薇。我給他們互相介紹。
“不用介紹我也能認出來。你弟弟跟你像是一個模子裏澆鑄出來的。我真沒想到，在另一個地方，還有一個跟你長得一模一樣的人。”蔣薇亮閃著眼睛打量著弟弟，眼神裏流露的感情如同在端詳鏡子中的我，另一個我——我站在旁觀者的位置欣慰地發現了這一切。沒有什麼比此刻的情景更使我相信：蔣薇是愛我的。
“也會有個跟你長得一模一樣的人愛上他的。”我跟蔣薇開玩笑。
弟弟有點臉紅地搶過蔣薇手上的提包，背在肩上：“咱們出站吧。媽媽在家裏做好了飯菜等你們呢。”
“烏鴉，我終於發現你們的區別了：他比你靦腆。”蔣薇興奮得像發現了天大的奇跡似的。
“實際上我以前也挺靦腆的——”
“都是這幾年學壞了。”
街邊熟悉的景物在提醒我：我是走在回家的路上。家在我記憶中屬於過去的概念，所以我是走在回到過去的路上。隻有夢遊才能產生類似的幻覺：你正在通向一個與現實不一致的時空概念。百感交集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憑什麼相信自己不是一個夢遊者，不是一個幻影呢？此情此景堪與夢境媲美。今天惟獨蔣薇是一個來自，現實的證人——她使我的現實與記憶獲得了聯係。我透過故鄉的街景看到了被擴大的過去，又透過蔣薇的臉洞察到遙遠的現實。我在回家，回到過去之中——就像套上一件熨帖的舊衣服，表情變得安詳。這證明我注定是過去的主人，以及現實的客人。
在公共汽車站等車的間隙我問弟弟：“媽媽還好嗎？”
“前一階段身體不太好，加上我和爸爸經常出差，她一個人呆在家裏，挺寂寞的。有時一個星期都不下樓，隻要冰箱裏還有吃的。後來醫生囑咐她沒事時多散散步，她就每天堅持步行到郊區，然後坐車回來，精神狀態好多了。”
我的媽媽，將近一年沒見到你了。如果說家在我生活中屬於記憶的話，你是我記憶中最明顯的標誌。母親的身影永遠是家的核心，是思念的旗幟每天冉冉升起的旗杆。一個忘掉母親的人是沒有故鄉的人。男人總將離開母親，到世界上尋找自己的女人。今天我帶著一個女人回到母親身邊——這同樣是年邁的母親對生活的最高期望。母親與妻子是我分別屬於過去與現實的兩個最重要的女人。
南京的公共汽車還是那麼擁擠。這趟5路車也是我讀中學時每天必坐的。我甚至發現售票員的臉容似曾相識——她不還是十多年前那個被我視為美女楷模的姑娘？除了運動發式取代了羊角辮，眼角增添了魚尾紋，她報站的嗓音還是銀鈴般清脆。記得那時候我雖然是中學生，也愛偷偷地在人群裏瞄她一眼。十多年過去了，我遊蕩了大半個中國，她仍然日複一日地坐在故鄉的這趟5路車上，仿佛她存在的意義也包括這樣一項——讓作為歸客的我驚訝地發覺一切都沒有改變，一切都按照自然規律在延續，哪怕是遺忘在過去之中的人與事。這是我少年時代的偶像。她重新出現了。我仿佛不曾遠行。我老老實實地在靠車門的座位上坐下，像個剛放學的中學生。我仍然坐在十多年前的那趟公共汽車上。
這是一段讓我感到吃力的描述。我作為未婚男子描寫主人公烏鴉的新婚旅程，如果筆法流露出稚嫩在所難免。在此之前我從未想象過婚姻，我習慣了以單身漢的身份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當別人的家庭男耕女織之時，我也刀耕火種、自給自足。我是一個人的家庭，又是這個家庭極負責任的家長。在這種自由的生活中我不乏愛情，但是我對婚姻的理解注定是概念化的。我甚至覺得婚姻有點滑稽，無論新郎或新娘，在最初承擔婚姻角色時都有一抹喜劇色彩。難怪婚禮上的賓客都要以此取樂呢。我參加過許多同齡朋友的婚禮，但我無法想象自己處於那樣的位置是怎樣的形象、該做何感想。所以我寧願它是一趟晚點的列車，我手持車票，徘徊在積雪的月台上，卻努力推遲著行期。但我稍不留神，居然安排筆下的人物烏鴉結婚了——或者說，烏鴉居然擺脫了我的理性控製，投奔一個對於我而言尚很陌生的情節。我沮喪地麵對這一切：烏鴉與蔣薇，從我筆下私奔了，這無疑將給我的寫作增加難度。為偷工減料，我以一段旅行取代了他們的婚禮，甚至這段旅行也像火車的速度一樣，噴雲吐霧，一閃即逝。
蔣薇在想些什麼？當烏鴉在還鄉的旅途中浮想聯翩的時候，蔣薇在想些什麼？她和烏鴉同樣都是脫離了現實、背叛了自己的城市的人物，如果說烏鴉是在回到過去，蔣薇則在走向未來——因為旅途終點那座未知的城市，對於蔣薇而言是未來最親近的象征。所以她一走出車站，就愛上了這座吳語儂腔、綠樹蔽天的城市。這是一座人情味很濃的城市，而且，它是烏鴉的故鄉——這就是蔣薇所作的評價。
與之相比，北京則是一座冷漠的城市。雖然它人口密集、機構龐雜，但大街上的行人幾乎都步履匆匆，像圍繞著固定的軌道運轉的麻木的星辰，擦肩而過時連點頭致意的閑暇都沒有。你不妨站在十字路口觀察每一個過客的眼神，那裏麵充滿了沉重的責任、神聖的使命抑或物欲的火花，但就是沒有夢想。夢想像水分一樣被日照的熱烈與內心的焦灼蒸發了。一座清醒的城市，是不會做白日夢的——包括它的居民們也是如此。所以烏鴉身上洋溢的帶著海水鹹澀的理想主義氣質，在鋼筋水泥叢林的背景下充滿異端的魅力——至少在蔣薇眼中是這樣的。
烏鴉是一個冷靜的癮君子。一個熱愛故鄉的流浪漢。一個沒有技巧的情人。一個對最離奇的神話都熟視無睹的讀者。一個沉溺於內部世界不能自拔的幻想家。一個高於文字的詩人。什麼都被他想象過了——或依靠想象體驗過了。除了生活本身。生活之所以常常喚起他非同尋常的激情，因為惟獨生活本身，是他無法夢見的。
對於母親而言，隻有當她遠走他鄉的兒子攜帶著自己的女人返回家中，才稱得上是精神上的凱旋。凱旋的兒子。我從未想象過有一種幸福，需要由另一個女人帶給母親——僅僅靠我是不夠的。
我必須省略掉蔣薇與母親見麵這一段。母親的心情，蔣薇的心情，我的心情，是太難以描述了。這是一種對於我來說尚很陌生的感情領域……
我估計這樣的場景我夢見過，但醒來後就忘記了。無法追憶。也許它甚至是夢境中的空白。最平凡的生活細節之於我，反倒是最生疏的。我是夢境的製造者或參與者，卻是生活的局外人。
“我昨天夜裏還夢見你呢，夢見你正坐在火車的窗口看風景。”
當母親夢見我的時候，當時的我是否有感覺？我和母親夢境中的我，哪個更真實？從沒有哪一次還鄉能像今天一樣使我驚訝地發現：母親老了。頭發花白了，牙齒快掉光了，皺紋爬上額頭……真是“天上一日，人間一年”呀。她恨不得立刻就能搭乘上去。考慮到玩黃山非要好幾天時間，沒來得及和家裏人打招呼，母親才打消了念頭。為補償自己的遺憾，她搭乘長途汽車到鄰近的龍潭鎮走了一圈，在鎮上吃了一碗地道的辣油餛飩和幾串油炸豆腐於，到天黑才心滿意足地返回家中——她說龍潭鎮有她娘家的親戚，隻是多年未聯係了，加上未帶地址，無法從那密密匝匝的居民區裏查找到。
為鍛煉身體，母親遵照醫囑每天堅持散步。她把整座南京城都走遍了。母親每天都進行一次小小的旅行。這是她晚年生活中最豐富的內容。如果沒有這一項，如果禁止她每天外出散步，她會多麼空虛啊。目睹著母親晚年生活的橫截麵，我不無蒼涼之感。對自己多年來的離家出走也不無譴責。漫無目的地散淡她某些方麵反倒更像個孩子，周身上下洋溢著返老還童的光輝——尤其當她一本正經地向我描述一些哪怕極平淡瑣碎的所見所聞時。我開玩笑地搜索她脫在沙發上的棉衣口袋，發現了一張玄武湖動物園的門票。母親跟我解釋她前天上街散步，忽然想去動物園了，便步行了一個多小時前去。她越來越喜愛步行了，明明有公共汽車也不坐——除非極疲倦的時候她在動物園門口買了一包糖炒栗子，本想是準備自己吃的，結果都喂給猴子和羚羊們了。“你不知道，它們吃得可香了——”母親的神態像在描繪一群饞嘴的孩子。還有一次，母親忽然想坐火車了（她好多年沒離開過南京了），便步行到城北地帶，那兒有鐵道線，迎麵看見一趟列車駛過，從車標上看到“南京一黃山”的字樣。散步，已是孤獨的母親最酷愛的活動——或許她直到晚年才意識到這一點。她藉此而與日出日落的世界保持著接觸。或許我無法根治的夢遊症，我所選擇的更大範圍的流浪，都有母親的遺傳因素？我喜歡漫無目的地在世界上散步。散步之所以不同於旅行，就在於它是沒有目的的。散步時遇見的人，都等於被我夢見過。
夢遊者是不帶地圖的。掌心的紋路就是命運，就是他真正的地圖。
清明節掃墓，才使我想起自己的祖先。日常生活中我們都是健忘的。祖墓在雨花台以西數十裏的花神廟，我們整個家族的幾十口人浩浩蕩蕩地向那裏出發。爺爺解放前是個郵差，騎著自行車在全城奔忙，自他手中送出的信曾聯絡、記載了無數家庭的悲歡離合。他是因心髒病發作，死在送信的路上。死在路上的信使是偉大的。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封擱淺在中途的命運的函件。爺爺早逝，全靠奶奶把九個子女哺養成人。我父親的八個兄弟姐妹雖然早就分開過了，彼此又有了各自的兒孫，但對爺爺奶奶的懷念是整個家族感情的核心。就像今天，大家按輩份虔誠地在墳前叩頭，家族的體係如同出土的樹根陳列在陽光下。這就是中國人的生活。中國人就是由無數個這樣的家庭組成的。
輪到我叩頭了。我的前額抵住冰涼的石碑：“爺爺奶奶，我從北京回來看你們了。”
也就是這一瞬間，我豁然意識到：到目前為止，我是我們家族中走得最遠的一個。
這是一個產生了夢遊者的家族。這是夢遊者的家族，夢遊者的根。夢遊者的名字，寫在一片落葉上。或許多年以後，我也會像爺爺一樣死在路上，死在流浪的路上——我願意接受這偉大的宿命。這不見得比死在家中、死在家中的床上更為悲愴。相反，它還擁有不可比擬的審美效果。所以我願意一直做一個大地上的行人。夢遊者是不帶地圖的。夢遊者也不用遵守交通規則。
或許，我並沒有離開麥子店。北京郊區的麥子店，是離我最近的驛站。我先是睡去了，然後死去了，無可奈何地感受到自己的身體如同失控的船隻在夜色中、在城市上空漂浮。我是一個不斷通過睡眠來溫習死亡的人。所以每逢我醒來，總能體會到複活的感覺。現在沒有幾個人能體會到這種感覺了。我披衣坐起，躡手躡腳地穿上拖鞋，生怕驚動了身邊熟睡的女人：蔣薇。但她還是被驚動了。
“烏鴉，你要去哪兒？”
“去一個地方。”
“什麼地方？”
“一個……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
“沒有人認識你？沒有朋友，沒有親人，那多危險啊。”
“但對於我很安全。”
“你不怕孤獨嗎？”
“怕。既怕，又愛。”
“你什麼時候回來？”蔣薇的聲音變得急促了。
我無言以對。我無法如實相告，又不願意欺騙她。這畢竟是我愛的一個女人。該怎麼回答她呢：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要去什麼地方。
“那你吻我一下再走，行嗎？”
我低下頭去吻她，她的眼睛和嘴唇像熟睡的花蕊。這時我才發現她並未真的醒來，她仍停留在自己的夢境中。她渾然不覺地說著夢話。她在用夢囈和我對話。
“告訴我，什麼時候回來？”她表情安詳地追問著夢中的那個流浪者。
“我會回來的。在你醒來之前回來——”
“就像一直不曾離開？”
“不曾離開。”
烏鴉和蔣薇結婚之後，彼此都對婚姻產生了某種不真實的感覺。兩個浪漫的人走到一起，常常會產生類似的懷疑：怎麼一天之隔，世界就變了？這一時期他們充滿了角色意識，仿佛共同飾演一幕現實主義題材的戲劇，每時每刻都在隱秘地盼望著劃時代的高潮抵臨——如果這所謂的高潮不是晚點的話，則根本不存在。於是他們在對方麵前不得不暗自掩飾住內心的失落，生怕被察覺有所期待。隻要置身同一座屋頂下麵，頭腦中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她是我的妻子或他是我的丈夫，隨即便覺得這念頭有點滑稽。太社會化了，這一切太社會化了，我們憑什麼要接受這社會附加的新身份，而不作為兩個原始野人來和睦相處呢？最小的社會單位究竟是家庭還是個人呢？任何家庭都是由個人組合的，它既有個人的創造，又凝聚著個人的妥協——關鍵在於妥協會產生失重或失真的感覺。烏鴉和蔣薇，他們也說不清婚姻應該是怎樣的，他們隻覺得婚姻不應該是這樣的。這與他們的想象大相徑庭。
這麼看來他們患了婚姻的不適應症。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有這樣的小毛病。我們可以做天底下最好的情人，卻不見得能勝任丈夫或妻子的角色。愛情是需要想象力的，婚姻需要的卻是務實的態度——以及耐心。耽於幻想的人最缺乏的恰恰是耐心。所以他們有了第一次爭吵。
爭吵是由一則報紙上的廣告引起。北京的富人區亞運村有一家私人診所招聘女醫生（但有年齡、氣質方麵的限製與要求），從事上門醫療服務，月薪開得很高。蔣薇自結婚後便成為日本式的妻子，以家務活為職業，這很折磨她好勝要強的個性，看到這則廣告自然躍躍欲試。她仍然很尊重地跟烏鴉商量：“我是學醫的，這份活很適合我。況且多一份薪水，可以減輕你的經濟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