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委書記許士傑同誌乘機受辱一事，成了國內輿論界所矚目的新聞。據此發表的評論揭載多篇，其中最“振聾發聵”的莫過於如下的評論了，“做官的像普通老百姓一樣，利用輿論工具。將親身遭遇訴之於眾……這也是一片改革聲中的一點新氣象吧”，實在“使人耳目一新”。
這“使人耳目一新”的新聞，卻使我有些疑惑。日前，筆者和一朋友就餐於北京東單的一家快餐館。不想交票取飯時，卻遭到服務員的厲聲喝斥：“你買了幾盒？”“兩盒。”“胡說八道！”“是買了兩盒嘛！”“胡說八道！”聲音立時又提高了八度。那女服務員橫眉立目，其神韻恰似持丈八蛇矛在長阪橋喝退百萬曹兵的張翼德君，她同時收了三張票，而取飯時隻有我與另一軍人。虧得那位軍人出麵說明自己隻買了一盒，我“混飯”的罪名才被洗清。女服務員汙辱了我、謾罵了我，卻無一絲悔意。她在明白無誤地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後，隻是把那飯盒向我一撥拉，施舍似地說了聲：“拿走吧！”仿佛我不是花錢就餐，而是要飯行乞。
我很想“利用輿論工具將親身遭遇訴之於眾”，出一出這口“鳥氣”。朋友卻笑我太癡：“這種事多得很，你一平頭百姓，誰會理你？‘真是螞蟻戴眼鏡，自覺得臉不小’。”我一想，倒也是。類似的遭遇也曾有過，投書報館後不是均如入海泥牛了嗎？人家是市委書記，受了兩句“搶白”自然可以登報，成為沸沸揚揚的新聞；我呢，一介布衣，受的委屈即使甚他十倍，也絕無上報的新聞價值。
問題恰恰就在這裏！假如許士傑同誌不是市委書記，乘務員不會向他再三道歉，不會恭恭敬敬地請他到第一排就座；報上也許不會登這則新聞，至少不會登在頭版頭條。這詰問已有人發出，無須我再贅舌。我想說的是，這種“官貴民賤”的封建等級觀念不僅在機上人員和新聞界有所反映，幾位當事者的言談舉止裏也有那麼點“遺風”。不由得想來饒幾句舌。
其一，能與市委書記同行赴雲南辦理橫向經濟聯合的，想必都戴有“帽翅兒”。他們在同乘務員辦交涉時，為什麼要特別強調許土傑的職務呢？“他是市委書記，對他客氣些！”是市委書記就得客氣些，如果對一個販鴨的個體戶，出差的采購員，自費旅遊的“冒富大叔”是否就可以不客氣呢？其二，中國民航局局長一聽說廣州市委書記投書報紙批評民航，立刻找來《羊城晚報》閱讀全文，隨即，又找到有關方麵負責人要求盡快采取措施加以改進，並發表談話，疾呼：“這確實太不像話了！”廣州民航局領導也就此事連續召開會議。其實，在民航係統，比這“不像話”的事多著呢，何以這次處理得效率如此之高，速度如此之快呢？倘若批評來自一位平頭百姓，會驚動這麼多的頭頭腦腦嗎？再說許士傑同誌，雖受了兩句嗬斥，但馬上有人讓座位，辦交涉，服務員過來再三賠禮道歉，邀請他到第一排去坐。一般老百姓受此“禮遇”，早已“受寵若驚”了，許上傑同誌卻怨氣未消：“我不想去高攀看不起我的人，去與他平起平坐。”這怨氣裏，是否有那麼一點因是市委書記而受冷遇的憤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