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結合總結10年修誌經驗，開展方誌的學術研究。
武漢修誌起步比較早，相對來說，成誌也比較早。我們這一代修誌，不僅要出成果，而且要出經驗。10年修誌，艱苦奮鬥，10年耕耘，豐收來臨。我們編修新一代方誌，不僅隻是完成編修誌書的任務，而且應當把多年修誌的實踐經驗總結出來，從理論上進一步探討、深化和提高，為後人修誌提供經驗，也為發展社會主義方誌學作出貢獻。
4、充分運用修誌史料，拓寬新方誌的研究領域。
我們這代人修誌，不隻是出一部誌書，還應該出多種成果。一是研究武漢地區的一些重大曆史事件，開展專題研究；二是針對各行業、各係統的實際需要，開展專題研究，編寫各種專題資料。1991年是辛亥首義80周年，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這七八十年我們國家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是波瀾壯闊的曆史，創造了無數英雄業績，經曆了許多艱險曲折，有非常寶貴的經驗，也有十分深刻的教訓，為我們編史修誌、研究曆史提供了豐富的素材，開辟了廣闊的研究領域。當然這是個大題目、大背景，但是作為修誌，利用手頭的資料，特別是比較深層次的史料，可以從某個角度、某個方麵、某個側麵來反映辛亥首義80年、中國共產黨成立70年來武漢地區的曆史演變過程，對各個重要曆史時期的史實史料進一步深化，以提供更多的借鑒曆史、服務現實的修誌成果。
地方誌就廣義而言，屬於曆史學的範疇。地方誌的功能和價值，地方誌事業的地位和作用，要從社會的廣度，從曆史的跨度來觀察、來檢驗。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任何社會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不是從天而降的。我們今天的製度是通過中華兒女長期的、不屈不撓的艱苦奮鬥的結果，也是通過長時期建設和積累的成果。要發展這一成果，就要認識現實，開拓未來，就必須深入地研究曆史。正如毛澤東同誌所指出的，在觀察解決中國問題的時候，我們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我們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這就要求重視曆史，借鑒曆史，而不是輕視曆史，割斷曆史。地方誌工作帶有地域性、綜合性、廣泛性、連續性的特點，是研究曆史、指導現實的基礎性的工作。中國編修地方誌形成這樣悠久的曆史傳統，曆代保留下來的幾千種誌書，為國內外圖書館珍藏。盡管舊誌中有些封建糟粕，但它畢竟收存了大量的史料，留下了大筆的曆史文化遺產，成為中華燦爛文化的瑰寶，成為炎黃子孫的精神財富。地方誌帶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具有濃鬱的鄉土氣息，因而能深深紮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沃土之中，並且經久不衰。人們從地方誌的豐富史料中，不僅能了解很多曆史知識，而且能夠激發熱愛祖國、熱愛鄉土的熱情。
地方誌的命運並不完全決定於某些個人的認識。作為一項事業來說，它是有生命力的。由於政治的、社會的種種原因，中國修誌的傳統曾一度中斷，但作為曆史唯物主義者的中國共產黨人，並沒有忘記這個優良的文化傳統。早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同誌就提出要注重國情調查，注重曆史研究，要求對客觀情況進行周密的細致的調查，避免主觀主義。在全國革命勝利前夕，毛澤東同誌又向黨的高級幹部提出學習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告誡全黨以史為鑒，引以為戒。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在百廢待興的緊張歲月裏，周恩來同誌在日理萬機之中，就曾提出過整理舊誌和係統搜集曆史資料的問題。1957年，中央在製訂哲學社會科學12年發展規劃中，也曾經提出過編修地方誌的任務。但後來在“左”的指導思想影響之下，在當時的環境條件之下，難以正常的開展修誌工作，也不可能公正地記述曆史和評價曆史。隻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恢複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適應探索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需要，編修地方誌的工作才得以在全國範圍內相繼開展起來。短短幾年間，全國各地先後建立了修誌機構，調集了大批有誌之士，開展了規模空前的地情調查，征集了豐富的曆史資料，已經並將繼續提供各種修誌成果。80年代修誌事業蓬勃興起，90年代修誌成果將大量問世，這絕不是某些個人的主觀願望，更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整個社會的需要，時代的需要。可以這樣說，新編地方誌事業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產物，是探索研究國情地情、總結曆史經驗教訓的迫切需要，是為實現黨的新時期的總目標、總任務而服務的。這項偉大的曆史任務，就為地方誌這個古老的文化傳統，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時也賦予了它新的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