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誌是資料書，這是舊誌和新誌所共有的基本功能。但是作為社會主義新方誌，它絕不隻是一般的資料書。社會主義新方誌之“新”，首先在於它有新的科學思想作指導，即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這是洞察分析複雜的客觀事物，研究記述複雜的社會現象最銳利的理論武器。不掌握和運用這個理論武器，我們這一代修出的誌書就缺乏支柱和靈魂，甚至會偏離政治方向。有人說修誌就是客觀記述，不必提指導思想；還有的說，無論什麼學科，隻要能為方誌所用，都可作為方誌編纂的指導思想。這些觀點都是錯誤的，並且顯然是有害的。
社會主義新方誌之“新”，還在於有鮮明的修誌目的與宗旨。這就是以飽滿的政治熱情，記述人民的勞動創造，記述人民的英勇鬥爭，記述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也記述前進中的失誤和教訓。它著眼於教育，著眼於社會需要，服務於兩個文明建設，服務於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個宏偉目標。
社會主義新方誌之“新”，還在於它適應時代的新變化、新要求，在繼承的基礎上努力創新，力求用新的思想、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和體例，編修出富有時代氣息的新方誌。
為什麼說社會主義新方誌承擔著新的偉大的曆史使命呢？我認為：
l、社會主義新方誌是地方國情的載體。
黨的十三大明確指出：清醒地認識我們的基本國情是極端重要的問題。作為國情地情的載體的地方誌，它應該成為一付“清醒劑”，為我們認識基本國情、基本地情提供準確的資料和科學的依據。當然，探索研究國情和地情是多渠道的、多種媒介和手段的，而地方誌也應該說是這多種渠道、媒介和手段中的重要一種。因為國情、地情不是單一的概念，而是綜合的概念，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自然、經濟、政治、社會生活、傳統文化、意識形態、民族精神等許多因素的綜合反映。國情、地情也不是靜止的、孤立的，而是動態的、發展的。自然條件的變化，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係的變革，社會製度的演變，內部環境、外部條件以及某些重要領袖人物的決策和活動等等，都會對國情、地情在一定的曆史時期產生一定的推動和阻礙作用。地方誌正是一個地區地情的綜合反映，正是一個地區曆史的動態記述，內容含量大，時間跨度長，能容納豐富的史料，反映興衰起伏的曆史進程，對全麵認識和研究地情大有裨益。
地情是國情的具體化，認識地情不能離開國情這個整體，認識國情也不能忽視各地地情的差異和各地的特色。因此，編修地方誌不僅有利於認識本地的地情，而且可以為探索認識基本國情提供重要的補充資料。
2、社會主義新方誌是國情教育的生動教材。
江澤民同誌在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講話中，從我們黨的思想建設中的經驗教訓出發，從提高全民國情意識、振奮民族精神的戰略高度出發，特別提出加強國情教育的問題。這包括近百年中國曆史的教育，經濟文化發展現狀的教育，經濟資源和人口問題的教育，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的教育等等。這些方麵的教育，是全黨要嚴肅對待的大課題，我們地方誌工作當然義不容辭，責無旁貸，應當在這方麵作出努力，作出貢獻。作為全麵記述地方曆史與現狀的誌書，應當是國情教育的重要教材。
向廣大幹部和群眾進行國情教育，不能靠空洞的說教，要用實際的、生動的、有血有肉的史料史實來進行教育，這樣才有說服力和感染力。武漢在曆史上不僅是“九省通衢”的重鎮，內地的經濟中心，而且在政治上也產生過重大影響，是有著光榮革命傳統的曆史文化名城；推翻清王朝封建統治的辛亥首義在武漢，北伐戰爭勝利後建立的中央“赤都”在武漢；抗日戰爭初期，武漢一度成為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解放戰爭期間，為保衛城市安全，支援部隊南下，進軍大西南，武漢人民作過英勇的鬥爭。解放40多年來，武漢又走過了一段光輝而曲折的道路，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武漢人民的鬥爭史、苦難史、創業史、光榮史，就是一部豐富生動的鄉土教材。利用地方誌書和未入誌的大量史料，深入持久地進行國情地情教育，是地方誌工作者的本職，也是莊嚴的曆史責任。
慶賀《漢陽縣誌》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