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誌摩散文的藝術風格，整體上有一個令讀者熟悉和喜愛的基調，那就是：濃鬱鮮明，繁複華麗，輕盈飄逸。
《就使打破了頭，也還要保持我靈魂的自由》卻是一個例外。它所呈現的，是另一種徐誌摩散文中極少見的簡約質樸的麵貌。
1922年冬，時任北平市財政總長的羅文幹，因涉嫌賣國納賄遭到拘捕，不久釋放。但又因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彭允彝的提議，被重新收禁。一時清濁淆惑，謠傳紛紜。羅文幹的密友同事、北大校長蔡元培等，因深信羅素日操守廉潔，又不滿被稱為“代表無恥”的彭允彝幹涉司法、蹂躪人權的行徑，遂聯合知識界發表宣言，抗議此事，掀起風潮。
歸國不久的徐誌摩，正處於激情澎湃、充滿理想的創作興奮期。他不是一個思想家，也從不直接參與政治。所言所寫，用他自己的話說，大都隻是“隨意即興”。或者如茅盾所說，僅僅有一些“政治意識”而已。但他於政治的黑暗齷齪，一直有著“紙上談兵”的興趣。以他“真率”“坦然”的性情，脫口而出地議論時事；並且一旦投入，立即表現出其散文創作在情感表達上獨特的個性。正如梁實秋在《談誌摩的散文》中歸納的那樣：“永遠地保持著一個親熱的態度”，“寫起文章來任性”和“永遠是用心寫的”。
麵對這起與己無關的風潮，徐誌摩依然即事興感，在《努力周報》上撰寫此文，以示在人格、正義與公道的立場上對蔡元培及其所代表的進步勢力的聲援與支持。一篇優秀的散文，“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這篇雜感散文，打破徐誌摩散文創作在藝術上的基本格調，一些最具其藝術魅力的東西，諸如修辭技巧的變換，語言辭藻的雕琢，以及色彩的調配等，在這裏沒有得到絲毫的施展，而統統讓位於對其內心湧動不息的燃燒的激情作最大限度的張揚。
作者內心的激情，來源於他對理想的追求。這裏所謂的理想、信念，其實際內涵雖然如胡適所說，隻是“愛”“自由”和“美”的會合而已，還缺乏一個真正的內核。但是愛國主義毫無疑問是這些理想的基礎。作者正是基於這種對古老民族的深愛與真情，將對理想的追求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並表現了為之舍身奮鬥的凜凜銳氣。
一個愛國的理想主義者，在那樣的社會裏，能用筆去做的，是“製造一些最能刺透心魄的挖苦武器，借此跟現實搏鬥”（《1924年2月21日致魏雷信》）。徐誌摩正是緊緊握住比手術刀還要鋒利的挖苦的筆，毫不留情地解剖著社會人生的陰暗和醜惡。
“中國人是最殘忍的民族”，“中國人大多數是最無恥的個人”。文章一開篇，就以不容置疑的語氣下了這兩個偏激的結論。如劈空之驚雷，氣勢突兀，“震耳”驚心。緊接著，作者連用三組“隻……不會”的排比句式，從不同側麵勾勒了國民眾生冷酷漠然的卑俗群相。之後，又用古今對照的手法，將曆史上尚不少見的“義”“俠”的氣節壯舉，對比今日社會到處“拍賣人格”“賤賣靈魂”的醜惡現實，給尚待引據的兩個結論作了具體的注腳。深刻的抨擊，配合強烈的挖苦語氣，並出之以“革命最彰明的成績”的反語，更見作者痛之深和恨之切。“無理想的民族必亡”，這句理想者心底悲憤的呐喊，在黑雲翻墨的陰暗時代，不啻於一聲驚醒沉默民族的警鍾，一聲激勵勇士前行的號角。但作者仍從反麵落墨，以三閭大夫的悲劇，以國民愚昧殘忍怯懦的通性，以社會政治卑汙苟且的本色，來證明這句“不刊的真言”在現實麵前的蒼白和軟弱。緊接著，蔡元培作為理想的化身，在作者的筆下出現了，他是作為整個陰暗社會唯一的對立麵出現的。當日之國人，其俠義氣節比古人更見萎縮，而當日之社會，其視理想如仇敵的態度又遠甚於古代，如今，這位在“混濁的水裏”“拿人格的頭顱去撞開地獄門”的理想者，端起如“一盆飛旺的炭火”的理想，讓人去抓摸親近，可見其“戇”，其“愚不可及”和“不合時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