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34年10月9日，上海的秋天，雨聲細碎，梧桐葉開始飄落，昏黃的燈光緩緩塗染著潮濕的玻璃窗。
病中的魯迅接到兩位年輕人從青島寄來的信，信中附寄一篇小說的手稿以及一張合影，那篇小說便是日後蕭紅的成名作《生死場》（彼時名為《麥場》）。後來，魯迅親自為這篇小說撰寫了序言，將《生死場》的主題概括為：“北方人民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紮。”1936年，魯迅更對埃德加·斯諾說道：“田軍（蕭軍）的妻子蕭紅，是當今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為丁玲的後繼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時間，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時間早得多。”
能讓魯迅給予如此高評價的蕭紅，不過才二十出頭。
《生死場》是蕭紅文學生涯裏具有裏程碑意義的作品。
荒涼的麥場，蒼茫的山，老婦，農夫，牲畜，生產的女人與病亡的稚子，浸潤罪惡與血汙的黑土地，生與死的輪回，時空永恒的變與不變……被一個年輕女子，用細致入微的筆觸輕描淡寫地展開。沒有主角，沒有激烈起伏的情節與衝突，可在那色彩黯淡的小村裏，人們能看到作者用她超然的、冷冽的黑眼睛，獸一般探尋與剝開黑暗中生命的紋理。
她的村莊，並不風和日麗，也並不是田野豐饒。
“一隻山羊在大道邊齧嚼榆樹的根端。”這就是開篇第一句話。現在看來，多麼像一部歐洲的藝術電影。
在鄉村，人和動物一起忙著生，忙著死，大片的村莊生死輪回著，和十年前一樣，屋頂的麻雀仍然是那樣繁多，太陽也照樣暖和，什麼都和十年前一樣。
它如此細膩，細膩到你能清晰地觸及其中每個人物的靈魂發膚。它的視角簡直無處不在，當看到瀕死的女人在床上扭轉身子，滿床蛆蟲在爬，一直爬到她已失去知覺的肉裏，無論是誰，都會情不自禁地深深揪心。
這就是蕭紅的本事，或者說是她高於眾人的天賦。她純粹無欺，毫不躲閃，她有越出常軌的勇氣與魄力，更具備絕不為了他人審美而妥協自我的魄力與毅力。《生死場》中並沒有從正麵描寫抗日鬥爭，但人們看到了抗爭，那是超越戰亂、命運，超越一切普世定義的抗爭，一字一句都有旺盛的生命力在跳躍，既具象又抽象，如同個體的輪回與宇宙的混沌。
動與靜，音與聲，微小與博大，混亂與恒定……年輕的蕭紅架構她的作品，用的是超凡脫俗的整體觀以及獨一無二的曆史觀。
對於蕭紅的文筆，魯迅評價為“女性作者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增添了不少明麗和新鮮”。
《生死場》如一顆擊向命運之河的石子，很快便泛起了漣漪。不久後，身在青島的蕭紅與蕭軍收到了魯迅的回信。蕭軍回憶道：“魯迅的信猶如從什麼遠遠的方向照射過來的一線燈塔上的燈光。”
在青島，二蕭投奔了老友舒群。不久，青島的共產黨組織遭到破壞，舒群被捕，二蕭在朋友幫助下離開青島乘船前往上海，同行的還有朋友張梅林。
1934年11月初，蕭紅和蕭軍抵達上海。
魯迅在《革命咖啡店》裏意味深長地寫道：
遙想洋樓高聳，前臨闊街，門口是晶光閃灼的玻璃招牌，樓上是“我們今日文藝界上的名人”，或則高談，或則沉思，麵前是一大杯熱氣蒸騰的無產階級咖啡，遠處是許許多多“齷齪的農工大眾”，他們喝著，想著，談著，指導著，獲得著，那是，倒也實在是“理想的樂園”……上海灘上，一舉兩得的買賣本來多。大如弄幾本雜誌，便算革命；小如買多少錢書籍，即贈送真絲光襪或請吃冰淇淋——雖然我至今還猜不透那些惠顧的人們，究竟是意在看書呢，還是要穿絲光襪。至於咖啡店，先前隻聽說不過可以兼看舞女，使女，“以飽眼福”罷了。誰料這回竟是“名人”，給人“教益”，還演“高談”“沉思”種種好玩的把戲，那簡直是現實的樂園了。
沒錯，蕭紅與蕭軍即將接觸的，就是如此這般、於來自東北的他們完全陌生的上海文壇。
行囊簡單，風塵仆仆，二蕭租住在拉都路一個逼仄的亭子間，甫一安頓下來，他們立刻給魯迅先生寫去一封信，急切希望能盡快見到他。次日，好友張梅林參觀了他們的“新居”，蕭紅烙了蔥油餅以作招待。飯後，三個年輕人心事重重地在繁華街道上遊走了一番。據張梅林回憶，在著名的永安百貨，蕭軍指著一排巴黎香水對蕭紅玩笑道：“你買它三五瓶罷。”蕭紅立刻說：“我一輩子也不用那有臭味的水。”
當天魯迅的回信便來了，盡管蕭紅與蕭軍盼望著與這位文學泰鬥的見麵，然而魯迅卻在回信裏說：
“見麵的事，我以為從緩，因為布置約會的種種事頗為麻煩，待到有必要的時候再說罷。”
見個麵需要布置些什麼？又怎麼會“頗為麻煩”呢？蕭紅與蕭軍簡直大惑不解。他們興奮，遺憾，或許也有點委屈。但他們並不真正了解當時魯迅正處在多麼凶險的境地。
在電影《黃金時代》中，借由聶紺弩對鏡講述，介紹了魯迅當時複雜的處境：“上海文學流派眾多，由於政治傾向、階級立場不同，論爭與筆戰激烈無情。作為文壇領袖的魯迅處在風口浪尖，成為敵對者和不同政見者炮轟的目標。”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便正處在病魔的折磨中，魯迅先生在蕭紅與蕭軍等待見麵的時間裏，對他們的每一封信，都無比真誠地給予了回應：
稚氣的話，說說並不要緊，稚氣能找到真朋友，但也能上人家的當，受害。上海實在不是好地方，固然不必把人們都看成虎狼，但也切不可一下子就推心置腹。
……
我確是當過多年的先生和教授，但我並沒有忘記我是學生出身，所以並不管什麼規矩不規矩。
蕭紅與蕭軍這兩個來自北國的年輕人，在繁華又蒼涼的上海灘如同漂蕩在一片汪洋上的孤舟，而魯迅先生的諄諄教誨，語重心長、平易親切，無微不至，這既出自於他對二人的慧眼，也出自於他的敦厚善良。魯迅的每一封信，於二蕭，就像明燈、像陽光星辰一般重要，是他們堅持前進的力量與方向。
終於，約定見麵的回信來到了：
本月三十日午後兩點鍾，你們兩位可以到書店裏來一趟嗎？小說如已抄好，也就帶來，我當在那裏等候。
那書店，坐第一路電車可到。就是坐到終點（靶子路）下車，往回走，三四十步就到了……
1934年11月30日下午2時許，蕭紅和蕭軍如願以償，終於在內山書店見到了魯迅。
〔2〕
1978年，垂垂老矣的蕭軍回憶起與魯迅的第一次相見，他寫道：“這是上海冬季所常有的一個沒有太陽的陰暗的日子。那時魯迅先生的年齡是54歲，我是27歲，許廣平先生是36歲，蕭紅是23歲。”
拂去時光的煙塵，悠遠的往事曆曆在目。
1934年11月30日下午，蕭軍與蕭紅到達內山書店的時候，魯迅早已等候在那裏。他坐在一張桌子前麵，整理一些信件和書籍，病容相當明顯，憔悴不堪，沒有刮胡子，眼睛很大，眼瞼浮腫，臉色枯黃泛青。二蕭見此，心情沉重，無限悲哀。
先生緩步走過來：“您是劉先生嗎？”
蕭軍低聲回應道：“是。”
“那我們就走吧。”
他們跟在魯迅的身後，跟隨他迅速且利落的腳步，熱鬧街市在那一刻是靜止的，唯有那清晰的腳步聲與心跳聲在耳邊回響。蕭紅與蕭軍，無比激動，百感交集。魯迅，也在次日給他們的回信中，安慰了他們難過的心情。
我知道我們見麵之後，是會使你們悲哀的，我想，你們單看我的文章，不會料到我已這麼衰老。但這是自然的法則，無可如何。其實，我的底子並不算壞，十六七歲就單身在外麵混，混了三十年，這費力可就不小；但沒有生過大病或臥床數十天，不過精力總覺得不及先前了，一個人過了五十歲，總不免如此。
中國是古國，曆史長了，花樣也多，情形複雜，做人也特別難，我覺得別的國度裏，處世法總還要簡單，所以每個人可以有工夫做些事，在中國，則單是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幾乎全部。
在不遠處的一家咖啡館，三人落座。蕭紅問許廣平先生怎麼沒來，魯迅很從容地回答：他們要來的。
這些對話與見麵的細節，散見於蕭紅和蕭軍諸多紀念文章裏。在後人看來，裏麵的所有人都是如此真實、親切，就像在身邊一樣，有著很強的身臨其境之感。
魯迅的臉上並沒有什麼笑容，但這對他的溫和毫無妨礙。他像一個慈愛的父親，端嚴、凝重，卻不會給予他們壓力。他的細膩與忠厚，讓兩個年輕人倍覺溫暖。
蕭軍告訴魯迅他與蕭紅是為何從哈爾濱去了青島，也說了東北被日本人侵占後的狀況、人民的生活狀況以及抗爭。魯迅也談到上海的左翼作家群體麵臨的壓迫、殺戮等險境，同時也坦然告訴他們，即便是“左聯”內部，也有不團結的現象。坐了一會兒，許廣平帶著孩子海嬰來了，魯迅從容平靜地給眾人做著介紹，許廣平熱情地和蕭紅與蕭軍握手。臨別時，魯迅將一個信封放到桌上，那裏是蕭軍與蕭紅向他借的二十塊錢。二蕭的眼睛紅了，淚水湧上了眼眶。在知道這兩個年輕人回城沒有坐電車的車錢後，魯迅立刻從衣兜裏掏出了零錢，他和許廣平送二蕭出門，直到他們上了車，魯迅還直直地站在路邊看著，許廣平則揮動著手帕，連小小的海嬰也揮揚著他的小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