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行走的魯迅，閱讀的魯迅，沉思的魯迅，憂愁的魯迅，開懷大笑的魯迅，坐硬板凳吃硬飯的魯迅，執拗的魯迅……他是如此鮮活，如此平凡，如此動人。
蕭紅在她獨屬的記憶裏遊走著，不放過任何一點蛛絲馬跡，讓魯迅在她的記憶與文字中真實地複活。從她的眼中和筆下，人們看到魯迅溫暖有情的一麵，看到他與妻子的相濡以沫，與稚子的舐犢情深。蕭紅的視角又是那麼的多元：街道、庭院、書房、暗室、樓上、樓下，她像蝶，像蜻蜓，像貼於燈管與牆麵的飛蛾，追隨著、觀察著、體驗著魯迅一家人的生活細節。
“周先生，你看我這衣裳漂不漂亮。”
“不大漂亮。”
“為什麼？”
“你的裙子配的顏色不對，並不是紅上衣不好看，各種顏色都是好看的。紅上衣要配紅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這兩種顏色放在一起很渾濁。”
……那天魯迅先生很有興致，把我一雙短統靴子也略略批評一下，說我的短靴是軍人穿的，因為靴子的前後都有一條線織的拉手，這拉手據魯迅先生說是放在褲子下邊的……
我說：“周先生，為什麼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訴我，怎麼現在才想起來呢？現在我不是不穿了嗎？我穿的這不是另外的鞋嗎？”
“你不穿我才說的，你穿的時候，我一說你該不穿了。”
如何界定蕭紅與魯迅的關係？有些人做過不少題外的解讀，甚至過於去放大人與人之間複雜聯係中隱秘的、難以言傳的因素。
“魯迅並不僅僅隻對蕭紅一個人好，他對於蕭軍的扶持與關愛，從某種角度來說要遠遠大於蕭紅，但我們往往卻看到蕭紅寫《回憶魯迅先生》寫得那麼好，就忘掉了蕭軍對魯迅也有很痛徹肺腑的回憶。”
而蕭紅之所以對魯迅那麼懂，她的回憶之所以那麼獨特細致，或許正如魯迅在《生死場》的序言裏所寫，這隻是出於她作為“女性作者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不管怎樣，或許是繆斯與命運的眷顧，蕭紅以她獨有的天賦，對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內核做出了無比深刻的闡釋，不得不說，這是她獻給文壇的最珍貴的禮物之一。
〔4〕
1935年12月，《生死場》終於得以出版。這是呼蘭河的叛逆女兒張迺瑩、哈爾濱落魄的文學女青年悄吟，以“蕭紅”為筆名發表的第一部小說。
蕭紅的文學生命，在這部作品上擊出了重音。
校樣出來後，魯迅一看完，立刻便撰寫了序言。很快，校樣轉寄到蕭軍與蕭紅手中。他們看到魯迅用紅筆認認真真修改了上麵的錯字，蕭紅感佩萬分，魯迅卻很淡然：“我曾經做過雜誌的校對，經驗也比較多，能校是自然的，但因為看得太快，也許還有錯字。”他的態度，既體現了對青年作者的愛護，更為蕭紅與蕭軍樹立了嚴謹的榜樣。
《生死場》甫一問世，便如一顆閃耀著光輝的明星，照亮了沉寂已久的上海文壇。它獨樹一幟的風格，收獲了空前的熱度，更引來了無數熱議。
許廣平說：“這是蕭紅女士和上海人初次見麵的禮物。”胡風熱情地為《生死場》撰寫了評論，盛讚蕭紅：“這本不但寫出了愚夫愚婦底悲歡苦惱而且寫出了藍天下的血跡模糊的土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鐵一樣重的戰鬥意誌的書，卻是出自一個青年女性的手筆。在這裏我們看到了一個女性的纖細的感覺，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邁的胸襟。”不僅如此，胡風還將這部小說力薦給夫人梅誌：“這是有著天才閃光的作品，你看看吧，可以得到不少益處。”
梅誌很感動也很喜歡，但她也表達了自己的疑惑：“怎麼這樣寫呀？忽然這樣，一下子又那樣，一點不連貫，也不完整，簡直把人搞胡塗了，不像小說。‘小說作法’上一定沒有這樣寫法。”
胡風說：“你呀，你呀，真是被舊小說害得不淺，什麼‘小說作法’，那些框框害你不淺，你要好好地讀讀她的作品。它雖然有缺點，你看她的感覺多敏銳，寫人物自然風景不受舊的形式束縛，這正是她獨特的風格，這是近年來不可多見的作家！”
上海文壇回應蕭紅以極大的厚愛，自此，蕭紅與蕭軍的經濟狀況得到了明顯改善，寫了稿子不愁沒有地方發表，稿酬豐厚，邀約不斷，不用再操心衣食，漂泊浪蕩的生活暫時告一段落。
生活有了好轉，誌同道合的朋友也更多了。蕭紅、蕭軍與胡風、梅誌、聶紺弩等人建立了親密的友情，他們經常聚在一起，做飯，包餃子，談時事，談人生與文學，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歡樂時光。他們如此年輕，如此活躍，如此純粹，充滿了真性情。為了心中認定的目標、為了理想，這些年輕人隨時可以赴湯蹈火。時局艱難動蕩，生活殘酷卻又浪漫，因為有了知己，苦中作樂，不乏輕鬆，創作的欲望也更為強烈；苦難積澱成營養，因有了同道者的分享與互助，夢想到底沒有不幸地沉淪於虛空。
既然是朋友是知己，更何況在某種意義上還是戰友，那麼說話是用不著掖掖藏藏的。聶紺弩性格直爽，在蕭紅、蕭軍的小說尚未出版、被生計折磨得焦頭爛額時，他便很直接地建議他們寫點文章換錢。蕭軍猶豫，說寫了也沒處發，聶則幹脆建議：“你找老頭子（魯迅），他總有辦法……”二蕭果真聽從了他的建議，去找魯迅求助。
《生死場》出版後，對二蕭的文學成就進行評價，言辭犀利的胡風則更是快人快語，認為蕭紅在創作上比蕭軍要高，蕭紅的人物都是從生活中提煉出來的，活生生的，人物是喜是悲都能讓人感同身受，就像活在身邊一樣。
這樣的話，被自尊要強甚至大男子主義的蕭軍聽了，不知會做何感想。
蕭紅早逝，她活在朋友們的回憶裏，這些朋友往後的境遇，她永遠不會知曉。晚年的蕭軍回憶起老友們的音容笑貌，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化雨師恩酬幾許？他山故誼悵何及。
餘將倦眼量滄海，浩淼煙波入望迷。
在1935年前後的上海，蕭紅、蕭軍與胡風、梅誌、聶紺弩、白朗、羅峰這些朋友攜手同心，用手中的紙筆，記錄著、見證著、經曆著屬於他們的黃金時代。
那是一個浪漫的、充滿理想主義的時代，這些年輕人以無限的熱情與純度去追求他們向往的美好生活，去踐行自己的理想，完善自我的靈魂。將我們的目光從文壇掠過，縱觀整個中國，學術界，到政界，到實業界、教育界……又何嚐不是一個大師輩出、群英薈萃、風起雲湧的黃金時代？
蕭紅的眼界漸漸拓寬，在文學上的造詣經過曆練日趨成熟。散文集《商市街》，收錄散文41篇，這些散文陸續發表在刊物上，得到業內的激賞。蕭紅的作品更加專注於國民性與人類精神世界，跳脫於傳統的抗日文學風潮，主題更為獨特或者說深刻。在這一點上，她與魯迅是共通的。
這一時期，是蕭紅在創作生涯上重要的轉折點，可生活就是這樣，豈能事事讓人如意？愛情在這個時候唱起了反調，亂弦飛舞，五心作亂。每一個深陷情海的世俗女子，在愛情中何嚐不是亦步亦趨小心翼翼，可苦心經營的安穩與幸福，總敵不過現實的考驗。
1936年，蕭紅與蕭軍感情產生裂痕。在朋友的建議下，蕭紅滿懷傷感，決意去日本東京暫居一段時間。1936年7月15日，魯迅與許廣平設家宴為蕭紅餞行。蟬聲淒切，綠蔭篩下微茫天光，房間浮動著脆薄的塵灰，魯迅強撐病體，靠在藤椅上對蕭紅說：
“每到碼頭，就有驗病的上來，不要怕，中國人就專會嚇唬中國人，茶房就會說：驗病的來啦！來啦！……”
電影《黃金時代》中，魯迅獨白：“我們好像都是愛生病的人，苦得很。我的一生，好像是在不斷生病和罵人中，就過去多半了。說到幸福，值得麵向過去，或者麵向除了墳墓以外沒有任何希望的將來。每個戰士都是如此。我們活在這樣的地方，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
那次家宴，是蕭紅與魯迅最後一次見麵。兩個多月後，魯迅病逝。
為自己精神與文學的導師，蕭紅沉痛地寫道：
我就在你的墓邊豎了一株小小的花草，
但，並不是用以招吊你的亡魂
隻說一聲：久違
……
那一刻，胸中的肺葉跳躍起來，
我哭著你，
不是哭你，
而是哭著正義。
你的死，總覺得是帶走了正義，
雖然正義並不能被人帶走。
我們走出了墓門，
那送著我們的仍是鐵鑽擊打著石頭的聲音，
我不敢去問那石匠
將來他為著你將刻成怎樣的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