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列車一過秦嶺，綠蔭便消失了，鉛雲密布，壯闊的天地之間是蕭索的黃，寒意撲窗而來，棉衣凍得像鐵一樣堅硬。夜裏，天寂寥悠遠，星辰四散。如果有月，月色是會很亮的，但別太高興，月光不一會兒就會暗下去，是大風將棉絮似的雲朵吹過來了。地上的風沙也在飛卷，雪零星地下著，飄落在已沒有了翻滾聲的幹涸的河床與漫漫黃土上。
來到這樣的地方，望天地之悠悠，會分外覺得個人命運的渺小。
山西的冬天，是有別於上海和武漢的另一番景象，它的地貌堅韌雄渾，在剛健中透著包容與貫通，似有著開闔萬物的大力。時間退回到1938年1月，二蕭正式決裂之前，蕭紅一行人經過這裏，看到了春旱中幹枯的黃河，看到山脈平原在滄桑中透出一種美卻悲涼的氣勢，這群久居南方的作家們，強烈地感受到了北方大地對春天的渴望。與蕭紅等人同行的還有詩人艾青，在聽到端木蕻良感慨“北方是悲哀的”之後，艾青文思湧上，提筆寫下詩句《北方》：
一天，
那個科爾沁草原上的詩人
對我說：
“北方是悲哀的。”
不錯，
北方是悲哀的。
從塞外吹來的
沙漠風，
已卷去北方的生命的綠色
與時日的光輝
——一片暗淡的灰黃
蒙上一層揭不開的沙霧；
那天邊疾奔而至的呼嘯
帶來了恐怖，
瘋狂地
掃蕩過大地；
荒漠的原野
凍結在十二月的寒風裏，
村莊呀，山坡呀，河岸呀，
頹垣與荒塚呀，
都披上了土色的憂鬱
……
鐵軌摩擦的聲音，在冬天聽起來讓人覺得寒冷和寂寞。這不過又是一次短暫的漂泊，蕭紅凝視著車窗外的天地玄黃，那是喧嘩消歇之後繁華盡逝的悵惘。此時的她，已無少年時激流勇進的意氣與衝勁，麵容與眼神清靈依舊，卻增添了幾分沉澱與滄桑。
1938年2月，蕭紅一行人到達臨汾，入駐民族革命大學。不久，丁玲率西北戰地服務團從潼關也來到這裏開展抗日宣傳活動。兩位傳奇女作家終於得以相會。對於她們來說，彼此聞名已久，這一次相見意義非凡。多年以後，丁玲回憶起這次相遇，依然記憶猶新：
蕭紅和我認識的時候，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初。那時山西還很冷，很久生活在軍旅之中，習慣於粗獷的我，驟睹著她的蒼白的臉，緊緊閉著的嘴唇，敏捷的動作和神經質的笑聲，使我覺得很特別，而喚起許多回憶，但她的說話是很自然而真率的。
我很奇怪作為一個作家的她，為什麼會那樣少於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純潔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時顯得有些稚嫩和軟弱的緣故吧。
蕭紅在她短暫生命的最後時刻，也對病床邊的駱賓基追述：丁玲有些英雄的氣魄，然而她那笑，那明朗的眼睛，仍然是屬於女性的柔和。
丁玲，“五四革命後第二代善寫女性並始終持有女性立場的作家，以第一個革命女作家的姿態打破了冰心、廬隱創作的停滯和沉寂。”同時，她也是衝破舊家庭牢籠，在五四精神感召下得以覺醒進而接近社會革命的新時代女性。1928年，24歲的丁玲完成了中篇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在妙齡之年，以讓人驚豔的文才蜚聲文壇。“莎菲的苦悶，是五四時期獲得個性解放的急進青年，在革命低潮中陷入彷徨無主的真實寫照，其中包含著深刻的曆史批判性，也對當時青年的時代苦悶起到聚光一照，發人深省的作用。”同自己筆下的莎菲一樣，年輕的丁玲是五四浪潮中叛逆女性的代表。
與蕭紅一遇已是多年之後，那一年，丁玲34歲，蕭紅27歲。此時的丁玲早已脫掉紅裝，換上軍裝，投身到轟轟烈烈的革命浪潮之中。在延安，毛澤東曾為丁玲賦詩：“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支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丁玲是個非凡傑出的女子，她充滿激情又不乏理智，個性堅強又不失浪漫。和蕭紅一樣，她有著極強的女性主義意識，但她與蕭紅又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這個豁達健朗的女子，不論在何種遭際之下，都能眼含熱烈的光明，保持飛揚的姿態，因洞悉世情，心靈是通透而不惶然的，或許會因挫折有一時的憂鬱，但她無懼未來，無懼風雨：
本來就沒有什麼地方可去，一下雨便更覺得悶在窯洞裏的日子太長。要是有更大的風雨也好，要是有更洶湧的河水也好，可是仿佛要來一陣駭人的風雨似的那麼一塊肮髒的雲成天蓋在頭上，水聲也是那麼不斷地嘩啦嘩啦在耳旁響，微微地下著一點看不見的細雨，打濕了地麵，那輕柔的柳絮和蒲公英都飄舞不起而沾在泥土上了。這會使人有遐想，想到隨風而倒的桃李，在風雨中更迅速迸出的苞芽。即使是很小的風雨或浪潮，都更能顯出百物的凋謝和生長，醜陋或美麗。
世界上什麼是最可怕的呢，決不是艱難險阻，決不是洪水猛獸，也決不是荒涼寂寞。而難於忍耐的卻是陰沉和絮聒；人的偉大也不是能乘風而起，青雲直上，也不隻是能抵抗橫逆之來，而是能在陰霾的氣壓下，打開局麵，指示光明。
文壇上的兩位天才女作家有一張珍貴的合影：蕭紅一襲黑裙，白色圍巾，帶著溫潤的笑意席地而坐，有一種靜美的矜持。丁玲濃眉大眼，身材微胖，皮膚粗糙，戴軍帽披大衣，浪漫柔和的女性氣質消失殆盡，豪爽不讓須眉，任誰都無法想到這就是當年寫莎菲女士的那個敏感多愁的女郎。
丁玲比蕭紅年長七歲，在她身上發生的一切變化均來源於她比蕭紅複雜得多的人生經曆。初遇之時，丁玲看到蕭紅，就如同看到寫“莎菲女士”時那個孤獨、掙紮、彷徨又極度反叛的自己。那個時候的她，文學或許是唯一或是最重要的一種追求，但現在已然不是了，血脈中的文思注定了她要成為一個作家，可靈魂裏卻滾動著一個戰士的激情。蕭紅見到的丁玲，是一個已經浴火重生的丁玲。
同能獨立思考女性的生活遭遇，同有一支善描女性的妙筆，同樣易感而多情，兩位同時代的偉大女作家，卻選擇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盡管如此，國家的命運尚且處在不斷的動蕩之中，顛沛流離的小人物，無論做何種選擇，誰又有資格去評說其得失成敗？丁玲與蕭紅，她們的人生經曆與她們的作品一樣精彩，一樣充滿波折，不論是放棄還是堅守文學創作，她們都在為自己的人生書寫一本大書。
雖然人生觀與價值觀俱不相同，但這並不妨礙丁玲與蕭紅在文學理想上發出共同的聲音。在臨汾，她們有過許多次傾心長談。丁玲回憶：“我們都很親切，彼此並不感覺到有什麼孤僻的性格。我們盡情地在一塊兒唱歌，每夜談到很晚才睡覺。當然我們之中在思想上，在感情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沒有差異，然而彼此都能理解，並不會因為不同意見或不同嗜好而爭吵，而揶揄。”出於愛護之心，丁玲還將自己的大衣和皮靴送給了蕭紅。
在時代巨變中，民族的憂患促使丁玲帶著真誠與熱情奔赴延安，在體驗與感悟中國社會的急劇變革的同時，書寫大時代的風雲變遷，並改變了自身的命運軌跡。但文學對蕭紅來講是一種充滿能量的治愈，是她能忘我翱翔的天空，她始終認為一個作家首先要有自由的思想獨立的精神，她將一生純粹而完全地獻給了文學，選擇從另一個側麵去書寫大變革下人民的生活與奮爭。
是的，一切都是自由的。她可以自由地做這樣的選擇。
在臨汾的日子，蕭紅與朋友們擔任著學校的文藝指導，和學生暢談時局與文學創作，同時完成了長篇散文《記鹿地夫婦》。
“東臨雷霍，西控河汾，南通秦蜀，北達幽並。”臨汾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後，這裏成了北方最重要的抗日中心之一。
民族革命大學是軍閥閻錫山創辦的。當時由於閻係潰不成軍，地方行政幹部遠走大後方，閻錫山急需充實抗日的有生力量，因此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和進步人士的倡議，成立了民族革命大學。這所大學設軍事係、政治係和民運係，因由進步力量任主力，全校政治空氣非常濃厚，具有統一戰線的性質，吸引了無數傑出人士如沈鈞儒、李公樸、潘漢年等等，一時間名流薈萃，熱鬧非凡，全國18省的學生更是慕名而來，既有平、津、寧、滬、東北流亡青年，也有歸國華僑約5000人。
蕭紅、蕭軍、丁玲到達臨汾之後不久，賀淥汀、塞克等人與“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劇一隊”也來了這裏，與西北戰地服務團彙合。在民族革命大學，自由的氣氛空前熱烈，大家聚集在一起談創作也談理想，雖然生活簡陋艱苦，時局也隨時有變，但這裏依舊是他們短暫的烏托邦。
蕭紅有了更多的空間與時間去思考文學創作，聶紺弩在《回憶我和蕭紅的一次談話》中記敘，蕭紅對於人生定位、自己作品的文學價值與處境，有著非常清晰的認識。
聶紺弩說：“蕭紅，你是才女，如果去應武則天的考試，究竟能考多高，很難說，總之，當在唐閨臣前後，絕不會和畢全貞靠近的。”
蕭紅笑而應道：“你完全錯了。我是《紅樓夢》裏的人，不是《鏡花緣》裏的人。我是《紅樓夢》裏的癡丫頭。”
對這份“癡”，蕭紅是這樣理解的：“你說我是才女，也有人說我是天才的，似乎要我相信我是天才之類……中國的所謂天才，是說天生有些聰明、才氣。俗話謂之天分、天資、天稟，不問將來成就如何。我不是說我毫無天稟，但以為我對什麼不學而能，寫文章提筆就揮，那卻大錯。我是像《紅樓夢》裏的香菱學詩，在夢裏也作詩一樣，也是在夢裏寫文章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