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靜靜站在遠處，觀望著，聆聽著，心裏起伏著莫可名狀的悲傷……
1941年4月，蕭紅被查出患有嚴重的肺結核，經過一番短暫治療，出院之後在九龍的住處養病。其實不論生不生病，好像她的心靈與人生之路，已然將要走到盡頭。當離人生越來越遠的時候，好像離文學卻越來越近了。寫作於蕭紅是逃亡，亦是最後的救贖。蕭紅拖著病體，在困苦中拚命寫作了幾十萬字的作品，經年累月的困頓與傷痛，皆化為閃光的文字：《馬伯樂》（第一部）、《曠野的呼喊》、《回憶魯迅先生》……當然，還有那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曠世名作——《呼蘭河傳》。
香港這個地方，和蕭紅自身是如此相像，這座孤城深蘊著一切與漂泊有關的記憶和牽念。在香港的日子裏，北國故鄉的風物與往事，不時縈繞在蕭紅的夢境和思念之中。
在人生特定的時間節點上，好像總會走到這樣的時刻，近年的記憶變得模糊，久遠的記憶卻逐漸清晰，曾經拚命要逃離的那些事那些地方，以為離得足夠遠了，卻發現竟不知不覺走近它們，如同深入一條內河的旋渦中心：原來一直與它共存著，此刻最終放下了對抗，去真正懂得並能夠平等地理解它，在告別的同時重新邁步，進入全新的航程。
呼蘭河，黑土地，遙遠的家園。
童年的痛與笑，青春的張揚與破碎，成年的鈍痛與淡然……
一切的一切，像翩翩飛走的鳥，在天空不留一絲痕跡，但心中卻有著與它們相關的不可言說的真相與秘密。
必須要說出來，必須要寫下來，必須要留住，在生命的鼓點敲擊得最猛烈急促的時候，蕭紅用她靈動輕盈、充滿詩意的筆，捕捉了故鄉在她生命中投下的星芒。
筆尖落到紙麵上……漸漸清晰起來了，那避無可避忘不可忘的生命的脈管，那無可排遣的故鄉的精魂。瑰麗奇幻的意象性畫麵隨著一個個字與詞的組合濃墨重彩彌漫在紙頁之間。天空混沌的氣象，宛如宇宙之初；漫天蓋地的黑色鴉群，它們唱著歌，從縣城的天空風一般掠過；火燒雲豔麗如夢境，變化無常，有一刻它好像一匹馬，當有人騎上它，就站立了起來；昴星升起來，月亮升起來，蝙蝠飛起來了……
在這樣的場景中，她曾走過的街道、小巷，一條接一條地出現，她曾見過的那些人也出現，向她走近，向她微笑：鐵匠，農民，寫家信的學生，賣瓦盆的，翻了車的馬夫，發出“噢噢”喊聲的圍觀路人……連打著算盤的管家，她都能看到他寫的賬本，看得清清楚楚：北燒鍋欠酒二十二斤，東鄉老王家昨借米二十擔……
蕭紅寫著，描畫著，講述著，回憶著，原來她的靈魂從未離開過那個地方！
寒冷襲來，小狗凍得夜夜叫喚，就像腳爪被火燒著了。
冰雪像一張網，越撒越大，越收越緊，你眼睜睜看著水缸凍住，井凍住，門也被雪封了……
天空飛著清雪，人們嘴邊的呼吸遇到嚴寒好像冒著煙似的；七匹馬拉著輛大車，在曠野上成串地一輛挨著一輛地跑……這批人馬在冰天雪地裏邊竟熱氣騰騰的了……
《呼蘭河傳》，給予讀者的觸感與視覺體驗是那般層次分明！
讀著這些文字，人們也許會在驚歎的同時背脊發寒，在眩惑的時候又開始恍然：蕭紅啊，你的靈魂在寫就這些文字的時候已然飛過了崇山峻嶺，飛過了萬水千山，到達你永生再不能抵達的家鄉了嗎？
不論過了多少年，不論換了多少代的讀者，他們總會跟隨蕭紅的靈魂與精神，一同遊蕩在那片遼闊的黑土地上，聽著河流奔騰的歌聲，看到她的祖父、祖母、二伯、鄉親們……看到他們嬉戲的樂園，不自主的生死榮枯，體驗他們所體驗到的愛恨情仇，感受那充溢大美和哀涼的生命的永恒。
蕭紅讓生命之火在呼蘭河的回憶中燃燒到頂點，烈焰騰騰，一場多麼悲壯華麗的告別！
在那個年代，這個勇敢的女人，在她的韶華之年，就做到掙脫所有傳統的枷鎖、束縛、家庭的壓力，大膽地追求自己的愛情與欲望，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呼蘭河傳》這部作品中，蕭紅越軌的筆致已登峰造極、爐火純青，這是純文學的巔峰之作，這樣的寫作，亦是蕭紅在文學創作上畢生堅守的路線。她孤立又堅決地捍衛與完善自己的文風，不被所有當時占據主流的政治宣傳或戰爭宣傳文字所左右，也無懼來自各方的批評與貶損，她是當之無愧的真正的作家。
但也不難想象，在當時全民抗戰的時代背景下，《呼蘭河傳》出版後，其影響力與《生死場》肯定會相距甚遠。
有人說，二蕭沒分的時候，蕭紅的作品好歹是積極向上的，待他倆分手了，蕭紅跟端木走了，她的作品就離開了火熱的生活，隻能沉浸於童年的回憶之中了。但還有另一種觀點：真正使蕭紅成為蕭紅的作品，不是《生死場》，正是《呼蘭河傳》。茅盾為《呼蘭河傳》撰寫了序言，他說：要點不在《呼蘭河傳》不像是一部嚴格意義的小說，而在於它“不像”之外，還有些別的東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說更為誘人的東西：它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淒婉的歌謠。
在電影《黃金時代》中，創作者借蕭紅友人之口，表達了他們對蕭紅作品價值的認知，蔣錫金、舒群這兩位蕭紅生前的好友，對著攝影機鏡頭平靜地講述。
蔣錫金：“幾十年的時光無情流逝過去，當我們遠離滿目瘡痍的戰亂的中國，人們忽然發現蕭紅的《呼蘭河傳》，像一朵不死的花朵深藏在曆史深處。”
舒群：“八十年代興起了一股蕭紅熱，《呼蘭河傳》被文學史家譽為現代文學史最傑出的作品。曾為抗戰文學開風氣之先的蕭紅，卻放棄了眼前大時代的題材去回憶童年。正因為她這種逆向性的自主選擇，注定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
以上我所寫的並沒有什麼優美的故事，
隻因它們充滿我幼年的記憶，
忘卻不了，難以忘卻，
就記在這裏了。
寫完最後幾行字，蕭紅放下了筆，對於這些文字今後的造化和命運，她已沒有太多力氣去想象了。
香港，有田園，有海，有短暫的靜謐。在清晨，海水淺藍又泛著粉紅的陽光；到中午是深不可測的天藍；到了傍晚，則是一片金色；夜裏，山霧升騰，雲氣氤氳，海水變成深沉的墨綠，海濤的聲音如柔和的呼吸。但蕭紅在這片柔和與寂靜中，心力交瘁到達了頂點，逆流而行這麼多年，病弱的她終於精疲力竭。
〔3〕
1941年秋天，一個24歲的年輕人走進了蕭紅的生活。
駱賓基，吉林人，曾是蕭紅胞弟張秀珂的同學，1936年開始文學創作，1937年在茅盾主編的雜誌《呐喊》上發表了第一篇作品《大上海一日》。同屬於東北作家群，駱賓基深受金劍嘯、蕭軍、蕭紅的影響，用現在的話來說，與蕭紅等人相識之前，駱賓基就是他們的粉絲了。
駱賓基從內地去了香港，輾轉得到端木與蕭紅的地址，主動去找了他們。因這年輕人與弟弟張秀珂的關係，蕭紅對他表現得友善而親近。在孤島般的香港，異鄉遇到同鄉，更何況還是同道中人，自然是要患難與共的。
蕭紅如何界定與駱賓基的關係我們不知道，她自己並未留下隻言片語。
按照駱賓基的說法，蕭紅在彌留之際的多數時間是由他陪伴的，蕭紅去世五年後，他成了第一個寫出蕭紅傳記的人。在傳記中，他事無巨細地記錄了蕭紅生命中最後一段時光。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東南亞的英屬殖民地相繼被日軍攻陷，香港作為英國在亞太區域的重要據點，遭到日軍重兵襲擊。從兵力來講，日軍的先遣部隊有五萬多人，而駐紮香港的英屬守軍和義勇軍隻有不到兩萬人，戰事甫開，日軍便強力轟炸啟德機場，取得了香港的製空權。從1941年12月8日到12月25日之間的十七天時間裏，慘烈的香港保衛戰以香港淪陷作為結束。
正是在這戰火紛飛的十七天中，蕭紅的病情急轉直下。被戰火追趕催逼的她，短暫的一生幾乎全陷在這種動蕩不安的逃亡中，但這一次，她沒有能力再逃走了，她病得連走路都成問題。
真是令人可惜可歎。
蕭紅與端木成婚後夫妻感情如何，她幾乎沒有留下任何文字，端木則長久保持緘默。對香港那段日子，人們所知的情況大部分出自駱賓基的轉述與回憶。
香港保衛戰開始的那一天，駱賓基去九龍向蕭紅與端木辭行，但他並沒走成，端木要外出去商量突圍，讓駱賓基幫忙照顧蕭紅，惶恐不安的蕭紅也極力央求駱賓基留下。駱難以拒絕，隻得留下。
“你不要離開我，我怕……”臉色慘白的蕭紅驚懼不已地懇求，“我太疲倦了，拉著我的手，我想打個盹，這樣我就安心多了……”
這些話裏有愛意嗎？更多的是一種無助，一種巨大的孤獨和恐懼。對於早就仰慕蕭紅的駱賓基來說，麵對這樣的狀況，作為異性，除了同情，還可能會萌生出什麼樣的情緒呢？
“這段情感糾紛一直是撲朔迷離的，”蕭紅研究會副會長章海寧說，“我們不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麼事情，一直是個謎。甚至駱賓基後來在桂林的時候也曾經有這種提法，說蕭紅病好了以後要嫁給他，後來他又否認了這個說法。”
作為一個無意間闖入一片禁忌之地裏的人，駱賓基從某種程度上成了蕭紅在特定時間的唯一代言人，唯一的目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