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詩人承緒了魏晉六朝詩風，所有的宮廷詩人在藝術上仍追求繁縟綺錯、形式技巧、語言詞藻的華美。最終把對偶技巧和聲韻技術有機結合起來，從而在形式上推進了律詩的完善和定型。他們大力寫作，實踐這些理論，從而逐漸使五、七言律詩完全成熟。這些宮廷詩人確實為詩歌形式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但是，在這種華美的形式掩蓋下的內容卻顯得狹窄單調，情調上顯得蒼白平庸，了無生氣。此時，真正為詩壇帶來清新剛健之氣象，把人們引向廣闊的時代生活，煥發出新穎的蓬勃生機，使詩歌內容具有開拓性創造精神的是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人。他們誌同道合、互通信息、切磋技藝，共同向上官體提出挑戰，使詩歌重新回到歌唱人生，反映民病的軌道上，反映社會中、下層一般士人的精神風貌和創作追求。這與唐代開放的精神和政治寬鬆的環境不無關係。他們的出現，使初唐詩壇文風獲得了真正的轉機，四人詩文齊名，被後人譽為“初唐四傑”。
思想理論激進而高揚
“初唐四傑”橫空出世，給初唐詩壇帶來了巨大的振動。他們都年輕氣盛，血氣方剛，極富文學才華，逞才傲物，加上時值國力強盛，人民安居樂業，舉國上下彰顯了大一統的朝氣蓬勃的景象。這些人都有宏圖大誌，企望步入仕途，為國為民為社會做出貢獻，實現自己的理想。然而他們出身寒微，機遇對他們來說實在太少。因此，他們的仕途都非常坎坷不順，鵬程萬裏之誌受到壓製，懷才不遇之情時有流露。如“客書同十奏，臣劍已三奔。”（王勃《示知己》，《韻雨陽秋》引）；“美人今何在？靈芝徒自芳。山空夜猿嘯，征客淚沾裳”（楊炯《巫峽》）；“丁年遊蜀道，斑鬢向長安。徒費周王粟，空彈漢吏冠。馬蹄穿欲盡，貂裘敝轉寒”（盧照鄰《早度分水嶺》）；“素服三川化，烏裘十上還。莫言無皓齒，時俗薄朱顏”（駱賓王《途中有懷》）。造成了他們理想與現實的不相稱，個人胸襟與政治地位的矛盾，人人不免都有一種失落感。然而，他們鬱積著不甘居人下的雄傑之氣，於是有力的促使他們文學才能的充分發揮，他們都創作了不少富有個性特征又有時代氣息的詩篇，給初唐文壇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們的詩歌創新可以從以下幾方麵來概括。“四傑”思想激憤，高揚掃蕩綺錯婉媚的大旗，給詩壇上帶來了嶄新的氣象。他們初登詩壇，就表現出睥睨古今的勇氣，其鋒芒畢露，盛氣淩人。盧照鄰說：“聖人方士之行，亦各異時而並宜；謳歌玉帛之書，何必同條而共貫？”《南陽公集序》。，“其有發揮新題，孤飛百代之前，開鑿古人，獨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粵在此乎！”《樂府雜詩序》。王勃說：“孔夫子何須頻刪其詩書，焉知來者不如今；鄭康成何須浪注其經史，豈覺今之不如古。”《感興奉送王少府序》。這種強烈的自信心，是大唐帝國一統後的時代氣息，正是這種時代氣息的激發，他們看到“虞、李、岑、許之儔，以文章進；王、魏、來、褚之輩，以才術顯；鹹能起自布衣，蔚為師相”盧照鄰：《南陽公集序》。，從而激起他們敢作敢為的熱情和豪氣。“莫言貧賤無人重，莫言富貴應需種”（駱賓王《豔情代郭氏答盧照鄰》），這充分表現了身處社會下層、個性長期受門閥製度壓抑的知識分子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強化，對功名利祿的追求和自我期待，這在先朝是不可想象的。
正是在這種激越思想的催促之下，他們能認識到綺錯婉媚的宮體詩風必須革除，以一種自覺的改革意識蕩滌綺靡文風。以“開辟翰苑，掃蕩文場”王勃：《山亭思友人序》。為己任，他們懷著變革文風的自覺意識，有一種十分明確的審美追求：反對纖巧綺錯，提倡剛健骨氣。正如楊炯在《王勃集序》中所言：“嚐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竟為雕刻，糅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思革其弊，用光誌業。”強調作詩要有剛健骨氣，實際是針對爭構纖巧，綺靡當時的上官體而言的。在龍朔年間的上官儀為代表的宮廷詩風，體現出來的特點是“綺錯婉媚”《舊唐書》本傳。，他們致力於修辭性、裝飾性之美，缺乏詩歌所擁有的激情和生氣。他們所寫詩歌的內容不外歌功頌德，宮苑遊宴，圍繞著皇帝和皇宮內狹小圈子裏的生活及貴婦宮女，完全脫離了現實社會多姿多彩的生活世界，雖然形式華美而綺麗，但內容太過單一薄弱；四傑們對此文風極為不滿，積極探索，以嶄新的思想，豐富多彩的藝術形式，極大的豐富和壯大了唐代詩壇的內容，為詩歌吹來了一股清新而強健的氣息。四傑不僅思想理論超前，為印證這些理論，他們都投身到創作實踐當中，創作了大量的極富生活情趣和思想個性的詩篇。同時，他們的創作實踐側重於文學的抒情感發作用，追求壯美的審美境界；“思飛情逸，風雲坐宅於筆端；興洽神清，明自安於調下”王勃：《山亭思友人序》。，要求文章“壯而不虛，剛而能潤，雕而不碎，按而彌堅。”楊炯：《王勃集序》。，他們以剛健壯大的情思及審美意識，蕩滌著當時詩壇的柔靡之音和形式主義文風。他們在時代精神的感召下，姿態昂奮，意氣風發，情緒張揚，歌頌新時代，書寫現實生活中的人生艱辛和人生感悟，他們的詩無論歌頌豪俠，詠懷壯誌，描寫羈旅，抒發友情，都有著豐富多彩的時代內涵，具有國富民強，風氣雄放的時代精神。大多詩歌內容健康而充實，感情真實而激烈，豐富和加深了詩歌內蘊。如楊炯《驄馬》寫得氣勢超邁，激情澎湃，心胸曠達，展示了詩人寬廣的胸襟和高揚自負的精神風貌。另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中的“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盧照鄰《劉生》中的“劉生氣不平，抱劍欲專征。報恩為豪俠，死難在橫行。”駱賓王《送鄭少府入遼共賦俠客遠從戍》中的“意氣一言合，封期為裏親。”，如此等等。表現的都是感情真摯明快，慷慨激越的情調。在現實生活中，他們雖然才華出眾而不被重用，但從不氣餒、頹唐、沮喪，一如既往的對人生旅途充滿了希望和信心，情緒高揚，感情純潔而真摯，以豪邁之聲高唱時代與人生，打破了上官體壟斷詩壇的局麵，詩歌內容由重臣轉為平民，由台閣轉為市井化和塞漠化，使詩歌朝著健康向上的方向發展，為唐詩的發展與繁榮開辟了一條新途徑，為中國文學史留下了光輝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