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傑作詩，重視抒發真情實感，麵對社會不公，他們嫉惡如仇，麵對不平，他們敢怒敢言，勇於表達自己的心聲，詩中壯大的氣勢，給人一種慷慨悲涼的感人力量。正如王勃《遊冀州韓家園序》所說：“高情壯思，有抑揚天地之心，雄筆奇才，有鼓怒風雲之氣。”這種壯思和氣勢，在他們不受嚴格格律束縛的古體和歌行中表現得尤為顯著。特別是盧照鄰、駱賓王的七言歌行，氣勢雄壯宏大，視野開闊，寫得跌宕流暢，神采飛揚，性情高蹈，表現出前朝少有的洪鍾大呂之調，開啟了七言歌行的一代詩風：如盧照鄰的《行路難》：
君不見，長安城北渭橋邊，枯木橫槎臥古田。
昔日含紅複含紫，常時留霧亦留煙。
春景春風花似雪，香車玉輿恒闐咽。
若個遊人不競攀，若個倡家不來折。
倡家寶襪蛟龍帔，公子銀鞍千萬騎。
黃鶯一向花嬌春，兩兩三三將子戲。
千尺長條百尺枝，丹桂青榆相蔽虧。
珊瑚葉上鴛鴦鳥，鳳凰巢裏雛鵷兒。
巢傾枝折鳳歸去，條枯葉落狂風吹。
一朝零落無人問，萬古摧殘君詎知？
……
詩人從渭橋邊枯木橫槎的蕭索景象引發的聯想生發開去，昔日繁華一去不返，代之而來的是蒼涼的曆史之感。極言世事艱辛和離別傷悲，蘊含著強烈的曆史興亡之感。其目光已不局限於宮廷而走向了市井，其情懷已不局限於個人生活的狹小圈子而是令人進入宇宙變遷的蒼茫世界，透露出個人的渺小，世界之大的人生哲理。所以此詩的後半部分以“人生貴賤無終始，倏忽須臾難久持”的議論為轉折，跨越古今，思索曆史和人生，具有強烈的抒情性。將世事無常和人生苦短的辯證關係，書寫得酣暢淋漓，思路宏闊，氣勢壯大，一掃台閣詩人的柔弱。駱賓王也擅長七言歌行，他的《帝京篇》與盧照鄰的《長安古意》，在題材內容，表現手法，篇章結構上皆有異曲同工之妙。雖是沿襲宮體形式而就，但又突破了宮體的體製內容，“當時以為絕唱”《舊唐書·駱賓王傳》。。內容從當年的帝京長安的壯觀豪華，形勢、氣勢的恢弘無比，宮闕殿宇的壯偉獨特；接下來敘述王侯、貴戚、遊俠、倡家生活的奢侈無度；由物到人的轉入議論抒情，評說古今，抒發感慨：詩中以濃烈的感情，極盡鋪張排比之能事，雖吸收了齊梁以來的歌行特點，但思想情調以絕少柔靡之調，代之而來的是對於曆史人生的思索，使抒情深化、細化，帶有強烈的人格力量，壯大的氣勢自然形成。詩人抒發了自己沉淪下僚不能晉升及強烈的不滿情緒，使詩的內在氣勢更顯激越昂揚。宮廷詩人的應製詠物和頌美詩風，到此完全轉向了獨抒懷抱，貼近生活和人生況味的寫照了。另有《疇昔篇》自敘身世，長達一千二百多字，是當時少見，後代也不多見的鴻篇巨製，抒情意味真實而貼切，激揚而鏘然。可見其才華出眾，當時非一般詩家可比。
初唐四傑以匡時濟世，建功立業的人生理想和熱情，為詩歌創作注入了高情壯思和灑脫倜儻之氣。盧照鄰在《詠史四首》中，讚頌了“處身孤且直”、“唯唯何足榮”的季布，“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的郭泰，“願得斬馬劍，先斷佞臣頭”的朱雲，與左思《詠史》詩相較，更顯得激昂慷慨。駱賓王屢屢以創建英雄功勳自許，如“勒功思比憲，決策暗期陳。若不犯霜雪，虛擲玉京春”（《詠懷古意上裴侍郎》）；他在從徐敬業起兵後寫的《詠懷》，詩中的“阮籍空長嘯，劉琨獨未歡”表現了情思飛動的氣概。盧照鄰《長安古意》，駱賓王的《帝京篇》等，有效的表現了他們的創作個性。他們二人通過七言歌行這一載體，抒發了濃鬱的一己情懷，毫無矯揉造作之氣。內容也壯大了許多，豐富多彩深厚了許多。他們在繼承了齊梁及前人的創作經驗的同時，特別是在沈佺期、宋之問對五言詩歌形式定型的基礎上，七言古詩與南朝樂府及駢賦等問題互相滲透、融合，各取其所長，創造了這種新的詩體——七言歌行。語言形式上，以五、七言為主，雜以三言，語言結構上時有駢賦蟬聯句式，使七言歌行更強化了流動感，氣勢更加宏大。他們往往反複鋪敘抒情，敘述抒情中又加以議論；使詩歌具有了博大精深之特點，句式層次有致，更利於情感的抒發；篇幅長短有別，有利於內容的大小容量的取舍，反映社會生活更為寬廣靈活，自然而然就形成了流宕的氣勢，顯現出壯大無比的氣勢和力量，可說是實現他們剛健骨氣理論最佳的抒情載體，有著不可低估的創造精神和開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