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詠物寫景詩大多借景物、史事抒情言誌。胡震亨說：“詩人詠史最難，妙在不曾一語，而情感自深。”《唐音癸簽》卷三。盧照鄰的《詠史》四首，歌頌了漢朝季布“孤且直”，嘲笑了“唯唯”“無聲”的群公；讚美了朱雲的忠心耿耿，郭泰、鄭太的高風亮節的品格，以此表現了詩人的誌向和他的愛憎；王勃的《滕王閣詩》通過滕王閣的曆史變遷，物換星移，令人自然產生盛衰無常的曆史感、深邃感，表達了自己的惆悵情緒。楊炯的《三峽詩》既寫景又抒情，其中《巫峽》可說是一首寫景與抒情的完美結合，他的《早行》、《途中》則頗有情意、景麗宜美。盧照鄰的《春晚山莊率題二首》描繪田園風光，絢麗可人，“鶯啼非選樹，魚戲不驚綸”，這一切使作者感到：“年華已可樂，高興複留人。”清潤自適，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喜愛。駱賓王的寫景詩也寫得美麗逼真、清新宜人，如《夏日遊目聊作》等。使應酬性的贈別題材中，四傑也注入了濃烈的人生熱情和張揚的自我個性。如詠物詩，在前人那裏，是文人墨客顯示才情的文字遊戲；即使有寄寓之意，也隻是為了意興情趣而增添詩意，並非真正的激情噴湧，仍有遊戲陋習，而四傑的贈別應酬詩中，都充滿了真情實感、壯偉的懷抱。絕非無病呻吟的濫調。如盧照鄰在《失群雁》中，借“惆悵驚思悲未已，徘徊自憐中罔極”的孤雁自喻，為自己“嬴臥空岩”的不幸命運悲鳴慟哭，頗具悲憤激蕩之氣。駱賓王的《在獄中詠蟬》更為人們所熟知稱道：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
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
首聯起興引思，第三句寫蟬，第四句寫人，物我有機相連，自己正如秋蟬一樣不幸，五六句純用比喻，從環境的壓力，政治上的不得意，言論上的不自由入手，寄托自己的情思。蟬我混融一體，達到了“寄托遙深”的境界。第七句自喻高潔品質，不為人理解，反被誣陷入獄，世無公道可言，是為自己遭到不公正待遇的辯白。然而“世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在此情況下，誰來為詩人雪冤申訴呢？“卿須憐我我憐卿”，隻有蟬能為我而高唱，也隻有我能為蟬兒長吟。一句問，蟬意與人情渾然一體了。這首詩作於患難之際，感情充沛，比喻貼切自然，用典和諧，語意雙關，於詠物中寄情寓興，由物到人，由人及物，達到了物我合一的境界，前人的詠蟬是自我標榜，而駱賓王的詠蟬深深切合自己的坎坷身世和不幸遭遇，雖為囚徒仍表現一股孤傲情懷。借蟬受秋風秋露煎迫痛苦，抒發自己被誣的悲憤，表達了對統治者迫害的抗議。四傑中，駱賓王詠物詩最多，有借物抒情的，如《浮槎》、《詠灰》、《詠照》、《詠挑燈杖》、《詠水》；有因物抒情的，如《秋雲》、《玩初月》；有單純詠物的，如《詠鵝》等。他的詠物詩，與前朝有非常明顯的區別，即在詠物中也有濃濃的真情流露，情與景均都和諧的統一，人物相融，極富個性。這都表明四傑走新路、除舊習、創新風、唱強音的精神，正是他們的這種創新精神，才奠定了盛唐詩文精神的基礎，如果沒有初唐人們的修路，那麼盛唐這一時代列車就不可能有一往無前的錦繡坦途。
風格多樣的個性張揚
“四傑”詩歌的風格與情調不盡相同，各有所長，各擅其工。明人陸時雍說：“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鄰清藻，賓王坦易，子安其最傑乎？調入初唐，時帶六朝錦色。”丁福保：《曆代詩話續編》，第1411頁，中華書局，1983年。這段話概括了“四傑”的藝術風格，雖有偏頗，但有兩點是應肯定的：一是“四傑”詩各有顯著特點和鮮明的藝術風格。二是其詩有鮮明的時代特色：“調入初唐，時帶六朝錦色。”說明他們處於承上啟下的過渡期，不可能完全擺脫前朝文學餘緒。在繼往開來方麵走出了一方新天地。這種創新精神是十分可貴的，假如沒有初唐四傑的努力創製，盛唐各種體式的繁榮是不可想象的。
王勃的詩感情細膩，清麗柔弱，仍帶六朝高華氣象，對六朝詩的粉脂氣息吸納過多，缺乏楊炯詩剛健雄渾之氣。除那首被人稱讚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外，雄豪曠達的詩作，並不多見。他的五言詩多為細致柔弱而顯沉重之作。如《別薛華》：
送送多窮路，遑遑獨問津。悲涼千裏道，淒斷百年身。
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無論去與住，俱是夢中人。
這首詩情緒低沉而悲涼，筆觸細膩，抒發了淒苦痛楚、肝腸寸斷的別離情懷，表達了人生不易的苦澀況味，柔弱之風十分明顯。他的《重別薛華》中“旅泊成千裏，棲遑共百年。窮途唯有淚，還望獨潸然。”對前途的悵惘，對感情的淒清油然湧出，盡管“作者說的真切道得深透，想把不滿現實的滿腔苦悶憤激的情愫一齊吐出。”聶文鬱：《王勃詩解》，第106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但畢竟傷感而脆弱。不僅如此，王勃的寫景詩，在寓情於景，情景交融的描寫上仍顯高華之氣，如“物色連三月，風光絕四鄰。鳥飛村覺曙，魚戲水知春。”（《仲春郊外》）通過春意盎然的景色，透露出詩人十分愉快的心情。“澤蘭侵小徑，河柳覆長渠。雨去花光濕，風歸葉影疏。”（《郊興》）“草綠縈新帶，榆青綴古錢。魚床侵岸水，鳥路入山煙”（《春日還郊》）詩人對景物觀察描寫極為細致，文字頗見煉字功夫。但過於清麗高華，六朝的詩風太明顯，與《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判若兩人，風骨似有不足之嫌。但情景交融上前進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