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炯則與之不同，詩風剛健，精警凝練。他的詩洋溢著慷慨多氣，他以高昂的激情，剛健的筆觸，抒發了讀書人建功立業的強烈願望，風骨突顯。大有氣衝霄漢之勢。有的表現了讀書人的愛國激情和獻身國家的高尚精神。像這種富有浩然之氣的詩作，在楊炯的存詩中很多，如“白璧酬知己，黃金謝主人。劍鋒生赤電，馬足起紅塵。”（《劉生》）“丈夫皆有誌，會見立功勳。”（《出塞》）“匈奴今未滅，畫地取封侯”（《紫騮馬》）“寸心明白日，千裏暗黃塵。”（《戰城南》）詩人激情昂奮，豪情壯誌弘闊，字裏行間充滿生逢盛世有所作為的時代精神。洋溢著慷慨激昂的氣質，寫法上往往直抒胸臆，雄放氣盛，已開盛唐雄渾詩風之先聲。“盈川近體……整肅雄渾。究其體裁，實為正始。”胡應麟：《詩藪》，第6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正如古人所言，楊炯的詩有一種雄健魄大之氣，表現了一位知識分子的積極向上的一切向前看的心態。由此透露出了唐詩日趨剛健樸質的信息。
王楊詩歌風格的評判曆來就有爭議，孰優孰劣，孰先孰後，隻能讓人去評說。曆史上有楊炯對座次順序疑議的記載，即“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張說雲：“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楊炯集盧照鄰集》，第189頁，中華書局，1980年。蕭滌非說：“史書上說‘議者謂然’，可見是得到當時公議的認可的。杜甫《戲為六絕句》有句詩‘王楊盧駱當時體’，最早的宋本就作‘楊王盧駱當時體’，便是一個很好的證明。”蕭滌非：《樂府詩詞論藪》，第132頁，齊魯書社，1985年。這些評說，大多是站在自己的審美立場上，從對王楊詩的欣賞角度，認識層次的不一，不能作為評判的標準，二人在五言詩上的進取及改革精神是共同的，風格的不同正表現出初唐詩壇詩風的多樣性、豐富多彩性，我認為，王楊也好，楊王也罷，二人的詩各有千秋，這與詩人的性格有關，但為初唐詩壇帶來了新氣象則是相同的，他們都為唐詩做出了貢獻，不應站在後人的立場上，彼此先後的論英雄，人為的為古人排坐論序，這都有失公允。
盧照鄰雖擅長七古，但五言詩也寫得清新藻飾，雄渾多變，其中《上之回》、《紫騮馬》、《戰城南》等詩用樂府舊題寫新事，翻新意，即為舊瓶裝新酒，頗有壯懷淳美特色。如《上之回》：
回中道路險，蕭關烽堠多。五營屯北地，萬乘出西河。
單於拜玉璽，天子按雕戈。振旅汾川曲，秋風橫大歌。
詩歌以高昂的格調抒寫了大唐國威，洋溢著無法抑製的自豪感，充盈著奔放跌宕之氣，極盡歌頌之能事。然而，他的詩在壯美的情調之下，掩抑著不盡的悲涼情緒。“報恩為豪俠，死難在橫行。……但令一顧重，不吝百身輕。”（《劉生》）“馬係千年樹，旌懸九月霜。從來共鳴咽，皆是為勤王。”頗有悲中顯壯的格調，《巫山高》、《昭君怨》又有悲涼淒苦的情味；“鵬飛俱望昔，蠖屈共悲今。”（《酬張少府東之》）“仆本多悲淚，沾裳不待猿。聞君絕弦曲，吞恨更無言。”（《同崔錄事哭鄭員外》）蘊含著對命運坎坷的悲歎和悲不自勝的內心苦楚。在他的絕命詞《釋疾文三歌》中又表明了愴聲頓首的絕望感慨。那麼，他為什麼會有如此悲情呢？一是與他的不幸遭遇相關，一生很不得誌，又身染風疾，病痛纏身，終因不堪其苦，自沉潁水而死。為此，其詩在坎壈遭遇和豪俠風概，回憶意氣風華和詩苑梗概的同時，亦穿插失路之歎和銜冤之恨的悲憫情懷。二是詩人長期遭壓抑的情感釋放，由此形成了作者悲壯的情懷是事出有因的，這就是詩人前後期詩歌不同風格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