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賓王的詩明白曉暢，時有強聲詩作，如《在獄詠蟬》就寓物托興，物人渾融，放出其獨特之聲。他的五排受到胡應麟的稱讚：“唯駱賓王篇什獨盛，佳者‘二庭相望斷，蓬轉俱行役。彭山折阪外，蜀地開天府’皆流麗在雄渾，獨步一時。”“至於排律，時自錚錚”胡應麟：《詩藪》，第6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此評價說明駱賓王五言詩寫的凜然有生氣，抒發洶湧而噴薄，願望強烈，有長大的氣勢，灑脫自如的感情。他的五言絕句《於易水送別》、《在軍登城樓》確實寫的慷慨激昂，氣象大變，同為千古傑作。他的七言歌行與盧照鄰有異曲同工之妙。七言歌行長篇巨製，內容豐富而深廣，感情充沛而流利，皆為上乘之作。史稱駱賓王“嚐作《帝京篇》，當時以為絕唱。”陳煕晉：《駱臨海集箋注》，第38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胡應麟說：“長歌，賓王《帝京篇》為冠。”《詩藪》，第4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盧照鄰的七言歌行內容廣闊，詞采飛揚，意境清拔高遠，有獨特的情韻。“領韻疏拔，時有一往任筆，不拘整對之意。”胡震亨：《唐音癸簽》，第4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長安古意》對現實的諷刺與人生感慨，有力的體現了詩人富於創造性的個性特征。他們的歌行具有唐詩開山作用，對後世王維、高適、岑參、李白、杜甫等都有直接而深刻的影響，在詩歌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綜上所述，初唐四傑的詩歌創作，創新可概括為三：其一，與前朝詩人比較題材拓寬了，內容充實了。“正如宮體詩在盧、駱手裏從宮廷走到市井，五律絕到王、楊的時代是從台閣移至江山和塞漠。”聞一多：《唐詩雜論四傑》。從他們對人生價值的追求“輕生長慷慨，效死獨殷勤。徒歌易水客，空老渭川水”（駱賓王《詠懷古意》）到對宇宙宏闊哲理的思索“閑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王勃《滕王閣詩》），都極大地豐富和深廣了他們詩歌的意蘊。六朝到初唐貞觀時所創詩歌皆囿於宮廷，甚或台閣間，內容空虛而狹窄，格調雖不能言無病呻吟，但低俗性是肯定的。那些禦用侍臣僅把詩歌作為取悅於統治者的文字遊戲，把詩歌藝術辱之淨盡。大多藝術無從談起。四傑對此深惡痛絕，力求振拔，挽救詩壇衰敗危局，唱響了創新和改革的強音，格高調新。詩歌由原來的敘述為主，變為抒情為主；由宮廷台閣為描寫對象轉為以廣闊的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為主要對象；由遊戲為主，變為書寫人生，體現人生價值為主。詩歌類型多種多樣，抒情詩、邊塞詩、羈旅詩、行役詩、懷古詠史詩、寫景詠物詩等等不一而足，不管哪種類型，四傑都能氣貫字裏行間情注詩歌始終，體現了人生價值，體現出時代的人格力量，顯得大氣橫生，氣勢磅礴的聲氣，給初唐文壇帶來了一股春風拂麵之象，令人耳目一新。
其二，初唐四傑轉變了初唐詩風。四傑的創作風格各不相同，獨有風範。但也有相同之處：即繼承了六朝的綺麗華豔遺風，又有自己雄健高亢的“興象”“風骨”，這正是四傑對唐詩最重要的貢獻。所以王世貞評四傑的詩歌“詞旨華靡，固沿陳隋之遺；翩翩意象，老境超然勝之。”《藝苑卮言》卷四。，他們的改革精神是被世人肯定的，給後續者陳子昂、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鋪平了道路，創造了條件，崔融說：“王勃文章宏逸，有絕塵之跡，固非常流所及，炯與照鄰可以企之。”張說以為：“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舊唐書·楊炯傳》。張鷟說：“盧生之文，時人莫能評其得失。”《太平廣記》卷一九八，引《朝野金載》。李白說：“駱賓王為詩，格高指遠，若在天上物外，神仙會集，雲行鶴駕，想見飄然之狀。”《詩人玉屑》卷十二，引《李太白集》。以上所評，均對四傑進行了肯定和讚譽，但是當時卻也有不少人譏諷他們，對他們提出不少非議，指責他們承襲舊體束縛，對此，杜甫曾批判那些吹毛求疵者，他的《戲為六絕句》中說：“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有力的肯定了四傑對唐代文學所引起的曆史作用，說明四傑的曆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