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田園詩發展到唐代就有了新變，不僅有“王孟”一派，而且詩體內容都有了長足的拓寬，並且靈性與心性在自然景觀中均達到了有效的滲透，主體與客體達到了完美的統一，自然山水、田園風光滲透到了人們的心靈世界，物景與性靈形成一體，美麗的自然勝景、高山大川、溪流息壤無不在其審美的視界範圍，唐代山水田園詩不再模山範水的靜觀，而是將自然風光的內涵和趣味表現出來了，大自然的奧妙與靈動，宏闊宇宙的無窮個性均展露出來了。
山水田園詩的物我相融
學術上有人認為，真正把高山大川作為自然美觀賞的是魏晉南北朝，此時“人們對自然的觀念趨向成熟”石夷：《從“望秋與山川”到“悅山樂水”》、《複旦學報》，1985（1）。山水文學“興起於魏晉成熟於南北朝”崔承運：《試論山水文學的興起及原因》、《學術月刊》，1985（5）。。在《列子·楊朱篇》中就宣揚縱欲長誌，追求感官享樂，非常注重和沉醉茂林修竹、湍流清溪，鶯語鳥囀的外在形式，主要就是“極視聽之欲”，感官的娛樂。宣揚“恣聆所欲聽，恣耳所欲視、恣鼻之所欲聞，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列子·楊朱篇》）這種娛樂享受思想，導致了當時士族文人對聲色美的熱烈追求。人們更多地滿足於對山水景觀的形體、色彩、音色等外在形式所引起的娛樂和快活，其實質是“在聲色犬馬之外尋求感官的滿足。”遊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一冊，第31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構成這種觀賞渴望的基礎是屬於生物學的一種對完美的形式的追求。”《高爾基論文學續集》中文版，第3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主客體在這裏是相隔的，並沒有真正統一起來，自然山水並沒有滲透到人們的心靈深處，並沒有與人發生相互感應交流的關係，沒有靈氣和生機可言，所以說山水文學“成熟於南北朝”之說值得商榷。
確切的來說，山水詩、田園詩的真正成熟，主客體融為一體應為盛唐，尤其在山水詩方麵更是如此。魏晉南北朝時期雖有陶淵明、謝靈運、謝朓等大家的山水田園詩問世，那是這種文學實踐的發展使然，陶淵明基本實現了人與自然的渾融，在平淡中有情趣，較好的處理了人與景物的關係，因為他既是寫景又是寫心。其他人對人與自然山水的關係基本上是對立的，他們把自然山水僅作為玩賞的對象，自然界的優美景色沒有真正成為他們抒發心性的組成部分，主客體之間在此仍與觀賞、思辨相對立，出現情與景、心與物的截然分隔，仍為二分為流，雙峰並歭，所以大部分人沒有解決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關係問題。這是因為謝靈運等人的山水詩非常重形似之故，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極貌以寫物，窮力而追新”劉勰：《文心雕龍》。這都是山水詩初創時崇尚“形似”特點而言的。鍾嶸在《詩品》中評張協詩“巧構形似之言”，鮑照“貴尚形似”，“善製形狀寫物詞”，謝靈運“尚巧似”。總而言之，他們模仿自然，達到了“形似”。謝靈運的詩描繪自然由狀物到寫景，進而模仿山水的形象音響，遵循了“觀貌相音”（王維《山居賦注》）的創作原則。從不同的角度，運用不同的手法，描繪千姿百態的山光水色，朝霞夕陽，如《七裏瀨》、《遊南亭》、《登江中孤嶼》等即是如此，然而他的詩僅此而已，遠沒有像“王孟”的山水田園詩那樣的“神韻自然”，他的許多山水詩情景並沒有渾融一體，而是情、景、理分別詠出，敘事（記遊）——寫景——說理（抒情）成了定勢，如《石壁精舍還湖中作》就是先寫出遊，接著寫江水景色、最後抒發感慨，在其意象中，詞句中體會不到圓潤情感的滲透，而是一片一點的連綴，可拆可卸。潘德輿評其詩“蕪累寡情處甚多”《養一齋詩話》卷二。。並有的詩借自然形象了悟玄理，似有玄言詩尾巴。錢鍾書指出：“餘觀謝詩取材與風物天然，而不風格自然，字句矯揉，多見斧鑿痕，未滅針線跡，非至巧若不雕琢，能工若不用功者。”《管錐編》4，1393。，此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謝詩的致命傷，也就是說，讓讀者感受不到情感和心靈及人格的自然和諧，以及物我相融的意境來，自然之物還都是平麵式的，讓人感受不到情感和心靈力量中的大自然。
然而，唐代山水田園詩在描繪自然景物的同時，能在景物描繪中體現出人的情味在，感受到人的情感與心靈力量中大自然的生機和靈氣，令人體悟到大自然的神奇魅力，同時唐代山水田園詩非常重視借物展示人的精神、人格內涵，又通過自然景物再現出來，從而達到情景相生的境界，詩人們觀賞山水，而不局限於山水，寓意於自然山水，而能超然於自然山水之外，並進一步探究自然山水中的靈性，“在道德的基礎上達到的一種超道德的境界”《李澤厚哲學美學文選》1，410，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是一種超感官的怡神悅誌，是一種特殊的文化心態。如孟浩然的《春曉》“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全詩由聽覺引發想象，將自己的心靈沉浸在大自然的環境中，領略戶外繽紛萬象活潑躍動的機趣，在人世煩擾之餘，獲得了超然的滿足，“如此等語，非妙悟不能道”《唐詩合選詳解》。，詩人在感性自身中求得永恒，在時空中超越時空局限，身與物化，達到了深層的審美境界，實現“極樂”的妙境。恩格斯談到自然風景欣賞時曽意味深長地說：“當大自然向我們展示出他的全部壯麗，當大自然中睡眠著的思想雖然沒有醒來，但是好像沉入金黃色的幻夢中的時候，一個人如果在大自然麵前什麼也感覺不出來，而且僅僅會這樣感歎道：‘大自然啊！你是多麼美麗呀！’——那麼他就沒有權利認為自己高於平凡和膚淺的人群。在比較深刻的人們那裏，這時候就會產生個人的病情和苦惱，但那隻是為了熔化在周圍的壯麗之中，獲得非常愉快的解脫”《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第四冊，第399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6年。，這種深層次的審美情趣，雖有超然物外之境，但並沒有出世之意，這就是唐代山水田園詩對自然的心態，與魏晉南北朝詩人有鮮明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