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王昌齡、王翰、李頎、崔顥等邊塞詩豪爽俊麗，狂傲不屈的個性和藝術的追求是其共同的特質，他們詩的相同性就在於清新明淨，剛勇大氣，積極向上，勁健老道是其共同的特點。但是，他們的詩也各有特征，在詩歌創新的曆程中，又各有其風采，審美情趣又別有洞天。王昌齡的創新在於思考敏捷，站在曆史的高度，用現實主義的筆觸透視曆史，使曆史的厚重感得以實現，為了全麵而深刻的反映現實，往往采用連章篇製，把相關的內容勾連起來，有效的彌補了短章內容單一的缺憾，在體製上善用五言古詩和七言絕句結構詩篇，並且詩意綿密清晰，連貫渾然；悲而壯，婉麗而健朗，這對七絕來說實為開拓之聲。李頎的邊塞詩有磅礴之氣，勇剛健壯之體，富有風骨勁健之美，但蒼涼悲愴情懷沉重，往往喜用灰暗的冷色調意象，情緒性較濃，有狂生未路，在震蕩中略顯悲涼和無奈的不平鬱悒之氣。而崔顥邊塞詩的凜然風骨高舉，狂放的氣質更為突出明顯，特別喜用歌行體等長篇結構成詩，能形成流雲之勢，貫注一體，用詞著色的意象比李頎略顯明朗清麗，心理變化也略顯激蕩不已，有亦古亦律的才能，使詩高拔雄健，盛氣貫虹。總的來說，他們的邊塞詩都有突出的創製，在盧、駱體上都有開拓與創新，對他們的後人影響較大，那種清剛勁健之風蔚然千古，影響深遠。
慷慨奇偉的邊塞詩
在邊塞詩這一流派中，高岑並稱，他們無疑是這一流派的領軍人物。邊塞詩能在盛唐蔚為壯觀，與高適岑參的詩風相近，和他們的共同努力相關，並都以“風骨”著稱，二人均側身於戎幕，都擅長以古詩尤其是七古的形式來寫邊塞題材，而且詩中充溢著感激不平之氣。為此，世人多有評論，如杜甫說：“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嚴羽說：“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滄浪詩話》。。辛文房說：“參……詩調尤多，……與高適風骨頗同，讀之令人慷慨懷感”《唐才子傳》。。胡應麟說：“高岑悲壯為宗，王孟閑淡自得”《詩藪》。。他們都先後深入邊塞，生活時間之長，經曆區域之廣，其他詩人絕無僅有。他們對邊塞生活及自然環境均有深刻而恰切的體驗，並且寫了大量的邊塞詩，風格接近，有相同之處，又有各自鮮明的藝術個性，現就分別加以論述，闡釋他們各自的特征。
一
高適（700-765），字達夫，河北景縣人，早年生活困頓，開元中他曾入長安求仕，並於開元十八年（730）至開元二十一年（733）間，北上薊門，漫遊燕趙，至信安王幕府，欲入幕從軍建功邊塞而未遂。於是滯留邊塞，了解體驗邊塞生活及軍中內幕，後結識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天寶八載（749），由人薦舉有道科中舉，受封丘尉。前後約有三至四年的邊塞生活經曆，天寶九載冬，曾北使青夷軍送兵，第二年春還，又有短期的邊塞生活體驗，天寶十一載秋冬之際，經田梁丘引薦，被哥舒翰表為左驍衛兵曹參軍，遂赴哥舒翰幕府任掌書記之職，天寶十四年隨哥舒翰鎮守潼關，期間約有三年時間在隴右。這樣一來，高適先後三次出塞，約有七年的邊塞生活經曆，一生寫了四十餘首邊塞詩，並且大部分是在北遊燕趙期間寫的。期間，他能深入下層了解邊兵和戍卒生活，深入了解邊塞不寧的真正原因，揭露了邊防失策與守將無能的本質，抒發了盼望為國建功立業的豪情壯誌，反映戍卒生活及思想感情，寫出了大量的優秀邊塞詩。他的三次出塞以及對邊塞生活的深切感受，正是他邊塞詩創作的前提和生活基礎。他的《塞上》、《薊門五首》、《使青夷軍入居庸關三首》、《薊中作》都是他真情實感的流露，《答侯少府》雲：“北使經大寒，關山饒苦辛。邊兵若芻狗，戰骨成埃塵。行矣勿複言，歸歟傷我神。”全麵概括了他兩次遊燕趙的複雜的內心世界。有同情、有不滿、有牢騷，基本上構成他邊塞詩的格調。這些詩意緒深沉，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塞上聽吹笛》，境界開闊，格調高昂，巧用雙關，富有生趣，表現了遼闊壯美的藝術境界。總之，他的詩有一股渾樸勁遒的氣勢，豐富深厚的感情在。
高適邊塞詩繼承了漢魏傳統的藝術形式，因襲樂府舊題，借樂府舊題來反映現實生活，可以說是舊瓶裝新酒，對他的創新才能的發揮影響不小，但對思想感情的表達有製約作用。如《塞上》、《塞下曲》、《燕歌行》都有體現。不過他也寫一些“即事名篇，別無依傍”的新題樂府，這些詩的樂府詩體都能與詩的內容緊密結合，較能表現詩人的創作才能，如《薊門五首》、《營州歌》、《部落曲》、《九曲詞》等。但是因仍用整齊劃一的五七言體，句式參差錯落，自由舒展略顯不足。然而《送蕭判官賦得黃花戍》一詩卻另有新創，兩句一節，換韻，全詩有兩個五言句，其餘則是七言，整齊、嚴謹、精警、凝練、渾樸遒勁之勢明顯，形成了古樸雄渾的藝術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