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酬值看花數。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上張幄幕庇，旁織笆籬護。水灑複泥封，移來色如故。家家習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歎，此歎無人諭。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白居易從買花處發現了一位別人視而不見的“田舍翁”，觸發了他的心靈，才有了這一獨創性的藝術構思。詩人先對京城貴遊亮相買牡丹花的場麵進行刻畫描寫，而此時一位偶來賣花市場的“田舍翁”看到此情此景，隻是在“低頭”，並聽見他在“長歎”，這一特攝鏡頭十分生動形象，這裏作者摒棄了講道理、發議論，而是用“田舍翁”這一形象，與買花的男女貴人揮金如土的行為形成強烈對比，“田舍翁”不忍看這些貴少們拿自己的賦稅揮霍，為此而“低頭”，“田舍翁”因自己勒緊腰帶省吃儉用而來的賦稅被人糟賤而“長歎”，這一“長歎”揭露了社會的本質矛盾，鞭撻了統治者不顧人民死活而隻圖自己享樂的行為。
《新樂府》五十首，是在元和四年至元和七年改就。這一組詩政治目的明確、較有嚴密的構建體係，內容極為廣泛，凡王化、治亂、禮樂、任賢、邊事、時風、宮女等無所不包。就藝術性上而言，仍為反映民生疾苦，撻伐弊政和權貴醜惡的篇章。它的成就遠遠高於同時代的詩人。其突出貢獻在於新樂府詩發展了樂府詩的體製，具有推陳出新的形製：
首先，“一吟詠一事”，主題集中，人物事件高度典型化。往往都是篇題即所詠之事，篇下小序就是該篇主旨。如《上陽白發人》“湣怒曠也”；《紅線毯》“憂蠶桑之費也”；《秦吉了》“哀冤民也”；《繚綾》“念女工之勞”；《杜陵叟》“傷農夫之困”；《賣炭翁》“苦宮市也”……這種結構詩體，使詩歌中心突出，意旨明確，使詩歌一題數意及頭緒繁雜的弊病得到了避免，讓人一目了然。《賣炭翁》、《井底引銀瓶》等敘述完整，對人物外貌，心理活動等細節刻畫很到位，更顯個性化。諸如賣炭翁、貧婦人、上陽白發人，新豐折臂翁都刻畫的栩栩如生，是對傳統敘事手法的進一步發展。
其次，白居易不少詩篇形式靈活多變，大多以三字句開頭，後接七字句，中間又穿插三字、五字句，以至於八字、十字不等，這種變化富有民歌詠歎情調。這是因為白居易以常人自待，表達接近世俗的思想情感，常常采用日常題材和家常化的寫法，大量吸取口語和民歌成分。那些心靈扭曲、情感不能理順，變怪不測的結構，與白居易的心性難以吻合。通達平易的個性，放逸的情趣，隻有用順適愜當的語言，、流暢的音節，任其自然的結構來表現，詩人內心的一切盡可能向人袒開。這樣，真實而毫無隱匿的情感，自然就顯得洞徹表裏，平平易易，正所謂“無不達之隱，無稍晦之詞”趙翼：《甌北詩話》。，內心意念即刻傾情倒意地毫不掩飾保留。這與作者委運任化的精神，自適隨俗，信筆抒寫有關，與白居易從眾隨俗，人與人間的平等相待有關。如果像韓愈那樣，以儒家學說為一尊，教化他人為己任，那就高人一等，與眾不同了。袁枚說：“韓子以知命之君子望天下之常人，而白傅又甘以常人自待。”《小倉山房文集》。，正因為白居易甘心以常人自待，從眾隨俗的麵目出現，所以詩歌的形式就比較自由開放，隨機入趣，敢言別人不敢言，敢寫別人不敢寫之事，敢做別人不敢做之舉，這就是白居易的個性。為了詩吟之通達，白居易的詩歌善於敘述，曲盡情態，如常人之話家常，免掉了客套，從而更貼近生活；當其所言及身心產生內外矛盾時，就以常人世俗的情理去對待，客觀通達、平靜從容，井井有條，委婉詳盡，以平易而近乎人情的方式敘述出來，令人感到真實，誠摯，可信，有人情味。在語言運用上，盡量規避典雅的書麵語，而是用口頭語，俗語穿插其間，使詩語活潑通靈。如《秦吉了》開篇先用兩個三字句，接著是七字句，淺顯流暢，琅琅上口。後半部分以秦吉了比喻諫官，以雞燕比喻百姓，以鳳凰比喻國君：“秦吉了，人雲爾是能言鳥，豈不見雞燕之冤苦？吾聞鳳凰百鳥主，爾竟不為鳳凰之前致一言，安用噪噪閑言語！”形式自由靈活，暢達通脫，民歌情味濃鬱，通俗易懂，親切可感，氣象新穎，富於獨創性。
第三，白居易一些優秀的《新樂府》詩具有強烈的感情色彩，在敘議結合上對人物形象的描繪有獨特之處，白居易的新樂府詩大多為敘事詩，在敘述的同時，把自己強烈的情感灌輸其中，造成詩歌濃重的情感色彩。在表達情感的同時，往往通過具體形象的刻畫與描繪，加重其情感度，在敘述中，為達到諷刺批判的強度。往往加以議論，具有敘述、議論描寫相結合的特點。如《上陽白發人》、《陵園妾》、《母別子》及《井底引銀瓶》、《議婚》等詩對婦女命運的淒慘的謳歌即是如此。《上陽白發人》開篇先交待一生被幽禁的老宮女的絕望，接著簡潔勾勒她生活的環境和身世。表達了無限的悲情。緊接著作者對其形象、矛盾心理進行了細致的描寫和刻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