詠史強音的宏放
在晚唐詩壇上，李商隱的詠史悼古詩與杜牧相並提，是晚唐詠史最傑出的詩人之一。在李商隱和杜牧的共同努力下，詠史詩這朵藝術之花絢麗多姿，嬌豔無比，使詠史這一詩體登上了晚唐詩壇最高峰。開創了有唐以來，詠史詩的新境界，使唐詩到了晚唐光照文壇別有洞天。首先，因為朝代盛衰的曆史變化，士大夫們目睹了唐王朝的衰敗腐朽，自己前途命運的多蹇，他們的詩作在心理上深沉細膩，情感隱晦，氣勢已不像盛、中唐那樣張揚外擴，而是收斂內潛了許多；其次，大多數詩人力求革新，尚俗平易的文風，中唐平易通達脫俗的語言，已不能滿足詩人們的求變心理，他們的語言更趨於雕琢綿密，結構更加精致工細；第三，文人士大夫生活麵狹窄，對現實越來越失望，詩歌內容趨於內心體驗的挖掘和搜尋上，從而開墾了詩歌新天地。這類詩歌從表麵看衰颯，但隨著向內心世界的擴展和挖掘，語言技巧更加精深細密，情感表達更趨含蓄蘊藉，結構布局更加回環往複跌宕，意境更加朦朧深邃婉轉。
李商隱與杜牧共同將詠史詩推向了高峰，在詠史詩歌藝術上呈現了耀人眼目的奇麗瑰寶，讓世人耳目一新。李商隱詠史詩有七十餘首。在他的詠史詩中，他和杜牧不同，杜牧是以翻案求奇求新見長，李商隱是借古諷今，並把自己的高潔救世之誌通過獨特的意象表達來取勝。“永憶江湖歸白發，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樓》）就流露了他的宿願和平生之誌。可見其政治抱負不凡，希冀施展自己的遠大抱負，以挽救唐王朝危局為己任。由此可想，詠史詩是其報國誌的曲折彰顯，實際上也是其實現遠大誌向的一種特殊手段。正因有這樣的目的，所以李商隱的詠史詩是用盡全部情感和飽滿的激情來寫的，通過他的詠史名作即可窺其用心良苦。
李商隱的詠史詩都表現出超凡卓絕的曆史認識。他對曆史深而新的評判，在詠史詩中得到了恰到好處的表現，這種表現是通過典型化的藝術形象的再現，並非幹巴抽象的邏輯推論，是以情動人的藝術精品，並非史論家式的評說。李商隱的詠史詩是形象的感染，神韻的出新，讓曆史認識形象化，讓形象說話評曆史，在獨特的意象本身中體現出內蘊意義，表達自己的情感指向。《清詩話》雲：“義山七絕以議論驅架書卷，而神韻不乏。卓然有以自立，此體於詠史最宜。”丁福保：《清詩話》，第99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這一評價是較為得體的。議論中有精彩的精神韻致，超乎尋常不步人後的新說，在他的詠史詩中俯拾皆是，篇篇通有，這正是他的詠史詩的感人之處。如《賈生》：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賈誼被貶是曆代詩家不遇於時的老題材，但詩人卻能獨辟蹊徑，讓賈誼回京與文帝夜對的情節入詩，別出心裁。《史記·屈賈列傳》記載曰：“賈生征見。孝文帝方受厘，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曆史記載實是頌揚君臣遇合之美談，然詩人卻抓住“問鬼神”一事，翻出力透紙背的新警議論。前兩句直陳其事：正麵落筆，熱情頌揚孝文帝求賢若渴、虛懷若穀的精神、賈誼才能的出眾。那麼孝文帝怎樣求賢若渴呢？接著作者用“夜半前席”的典型場景繪聲繪色、惟妙惟肖地呈現出來，使曆史充滿了現實生活氣息，描繪極為生動形象具體，含蓄而暗諷。末句一語中的，原來“夜半前席”是問鬼神之事，卻不問民不聊生之苦，強烈的對比中貶褒自然形成。作者對曆史掌故的獨特處理，暗含諷諭，感慨深沉。全詩由“重賢”起，極盡頌揚之能事，末句在強烈的對照中形成極大的反差，顯然是先揚後抑，欲擒故縱之法，頌揚越高，摔得越重，批判越有力，這種新警含蓄，有論不斷，破而不盡言，表現了詩人對曆史事件的獨特認識，評說於事件描寫之中，讓讀者在閱讀中得出結論。諷孝文帝實刺唐王朝，憐賈生實自憐，生動恰切。作者能站在曆史的高度認識問題，於形象中剖析事理，指給讀者認識事件的根源所在，挖掘問題的深度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