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唐詩壇上，“小李杜”非常著名，他們的詠史詩各有所長，有同有異，關注現實，借古諷今應該是共同的，但是，他們因經曆、心態、觀點的差異，詠史詩也有明顯的區別。
首先，二人的人生理想是相同的，以治天下為己任，對社會、政治有著極大的熱情，詠史詩中抒發的都是個人的真情實感，沒有了功利色彩。但所表現的出發點不同，角度有別。李商隱認為，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匡扶朝局，皇帝是關鍵。皇帝英明朝政就可改觀，改革腐敗的社會現實就有了希望。但是，現實生活中的大唐皇帝聖明者少，昏庸者多，他們的所作所為與曆史上的亡國之君有驚人的相似。李商隱用他清醒的政治頭腦，冷峻的思考著晚唐危機四伏的社會現實，企圖通過詠史驚醒統治者，令其清醒過來，他對曆史事實的分析判斷相當準確，表現出了他高度的敏銳性，所以他的詠史詩相當深刻尖銳，對統治者而言如同當頭棒喝，振聾發聵。然而他對當政皇帝又缺乏信心，自信力不強，為此，他的詠史詩欠亮色，大多暗淡無光，看不到希望，在藝術上呈現出含蓄蘊藉，意蘊隱約的特點，如《隋宮》、《南朝》、《陳後主》、《夢澤》等。而杜牧的自信力很強，對現實的分析清楚，議論激切有力，鋒芒畢露。不過他把希望寄托在能臣、有才能的大臣身上，前提是皇帝必須重用這些有才能的大臣。但現實生活中的皇帝昏庸無能，重用弄臣、小人，有才能的人根本得不到重用，他往往借詠史流露自己懷才不遇之感。他喜談兵，有雄心壯誌，就是無人重用，所以詩中牢騷滿腹，他對曆史人物、事件的翻案之作，都強調了能人的作用，批判了庸人，不避自誇之嫌，設想天真浪漫，激情奔放，有一種振奮人心的力量。如《赤壁》、《題烏江亭》等等。
其次，二人的詠史詩均借古諷今，抒發不遇於時的情懷。但杜牧的議論立意高絕，展示出過人的才情；李商隱重含蓄深摯的感情表達，跌宕起伏，委婉曲折，一唱三歎。杜牧詠史詩一枝獨秀，議論有出人意料的新奇，對曆史人物、曆史事件表現出過人的才識，喜好從另類角度入題，令人耳目一新。他的翻案之作均為如此。趙翼評曰：“杜牧之作詩，恐流於平弱，故措詞必拗峭，立意必奇辟。多作翻案語，無一平正者。”郭紹虞：《清詩話續編》，132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此評正說明杜牧作詩藝術上的追求。他在《獻人啟》中說：“某苦心為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於中間。”這些文學主張在他的詠史詩的創作中得到了廣泛的實踐印證，詠史詩的創新也就在這裏。《赤壁》、《題烏江亭》、《題商山四皓廟一絕》、《泊秦淮》、《過勤政樓》等都表現了議論高絕的特色，對曆史認識的史學觀往往奇警過人。表現了超人的才智。吳景旭雲：“牧之數詩，俱有翻案法，跌入一層，正意蓋醒”富壽蓀等：《千首唐人絕句》，第67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詩人從反麵強調周瑜如果赤壁失敗的後果，雖然人算不如天算，上蒼幫了周瑜的大忙，才使周瑜取得了勝利，否則的話，大小喬均歸曹家，東吳滅亡已是定數。《題烏江亭》批判了項羽沒有遠大謀略，不能忍辱含詬，缺乏臥薪嚐膽的堅毅精神，所有這些翻案之作都襯托了他本人的思想、謀略過人和經邦濟世的宏偉抱負，但自己始終得不到英主發現，所以自己的才智無處施展，隻有用到對藝術的審美追求上，通過文學化的形式表現出來了。在杜牧詠史詩中，感情委婉和文辭華麗的情形不多，立意高絕的議論卻篇篇皆是，他立意高絕的議論與高人的史識往往都融在形象之中，經過形象的展示表現出來，針砭時弊，撻伐昏君異臣，都能表現出豪邁的氣質，從而使政治家思想家的才能與文學家、詩人的才情渾融一體，詩意格調極高，英才橫溢絕代。“二十八字史論”的稱譽是當之無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