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詩歌意趣相投，借用朦朧詩美的天才表現其個性特征，就是他們在作詩的過程中，善用比興，並各有千秋的緣故。他們的詩都具有主觀化的色彩，而李商隱更是將這一主觀色彩向深細入微、隱約幽淒方麵發展。敘事的成分幾乎淡化到被消融的地步，主要抒寫隱微深細的心靈感受和近乎抽象的精神意緒，寫這方麵的心理感受，常常用比興的手法。如“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幹”、“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都是對愛情痛苦的心理體驗，可望不可及的心靈意緒，用具體的物象比抽象的意緒，或抽象的精神。在運用比興的過程中，李商隱主要用典故和象征，特別是用典故作象喻，象喻本身又朦朧，本體一般不出現，如《錦瑟》中間二聯四個典故之間有什麼聯係，象征著什麼，每一個典故又比喻什麼，模糊不清，似又不似，不似又似，這就給人們理解此詩帶來了歧解，就出現了象征、暗示、比喻過於隱約，讓人撲捉不到。李賀詩中的比興是一層又一層，並摻雜有象征，如他寫李憑彈箜篌的音聲之妙：用“昆山玉碎鳳凰叫”兩個比喻寫音樂悅耳動聽；用“芙蓉泣露香蘭笑”兩個比喻寫音樂的低沉和歡快，冷氣寒光全被音樂的熱烈之聲所消融，女媧因聽音樂而失職，造成石破天驚、秋雨傾瀉。作者以形寫聲，新奇瑰麗，層層比喻，一環扣一環，並且都是以抽象比具體，實在是莫測高深。可見二人的比興、象征、暗示造成意象的朦朧，詩歌都有不同程度的朦朧美，但李商隱纖巧隱約，李賀峭硬奇幻。二人所用意象都各有其意象群，在對意象的處理上二人也不盡相同，李商隱的意象組合巧妙和諧，由單體意象往往組合成一個綿密的整體意象，並達到了渾融的境界。他的《無題》詩往往重視主觀感情抒發而輕視客觀敘事描寫，重藝術想象和暗示，輕直接宣泄，抒發對象不清，鍾情於何人何事，都是撲朔迷離的；李賀詩整首中意象朦朧的少，意象渾融一體的不多，多為個別詩句的意象模糊不清，引起歧解，如“毒蛇濃籲洞堂濕，江魚不食銜沙粒”（《羅敷山人與葛篇》），就有王琦的“極言暑溽之象”方扶南：《李賀詩歌集注》，第126頁，上海古藉出版社，1977年。說，方扶南“言葛之難得”說，同前注。另如《李憑箜篌引》中的部分詩句，“藍溪之水厭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老夫采玉歌》）如此等等，他的詩的意象組合跳躍而雜亂，沒有形成整體的朦朧特征，顯得意象畫麵不協調，不圓潤，生澀晦暗，影響的是人們對整首詩的理解和推斷，而李商隱詩的重心在一首詩的完整朦朧，雖也低沉，隱晦曲折，但也能顯出情思綿邈的韻致。
在語言的運用上，李賀、李商隱都苦苦思索撲捉，力求通過反複推敲錘煉，準確無誤地表達自己的情思意緒。“葛衣斷碎趙城秋，吟詩一夜東方白”（李賀《酒罷張大徹索贈詩時張初效潞幕》），“改成人寂寂，寄與路綿綿”（李商隱《謝先輩防記念拙詩甚多異日偶有此寄》），都表明了二人作詩的苦吟經曆和錘煉功夫。但是凝練推敲各有側重。李商隱不僅重視詩的錘煉，更重視全詩的意境的錘煉，甚至遠比錘煉詩句為甚。他詩中的名句很多，如“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重過聖女祠》）都是不可易字的名句，而像《錦瑟》、《碧城》、《無題》諸詩，全篇渾成凝練，意境深邃，不可拆字鑒賞，不可字句孤立品讀，可見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詩的意境的錘煉上，那種天然真純的境界是李賀無法比附的。而李賀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字句的鍛造上，力求字句求新出奇，把全部身心都放在了色彩、想象上。“李長吉詩，，如鏤玉雕瓊，無一字不經百煉，真嘔心而出者也。”他不僅錘煉字句，更重要的是錘煉想象力。諸如“石破天驚逗秋雨”（《李憑箜篌引》），“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銅仙人辭漢歌》），“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雁門太守行》），“欲剪湘中一尺天，吳娥莫道吳刀澀”（《羅敷山人與葛篇》），這些名句俯拾皆是，真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但是仔細誦讀全篇，其詩的意境錘煉的完整性就要遜色得多，是無法與李商隱匹敵的，為此，他的詩被人譏為“有句無篇”也是實有其據的。加上他好用色彩字，能給人感官上的色彩刺激，而李商隱詩雖豔麗美妙，卻很少給人色彩刺激，追求的是淡雅溫潤；李賀詩情調高揚，鋒芒畢露，而李商隱詩溫善平和，纖巧靈動。為此，二人雖出一格但路徑各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