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異者，退遜之心、正廉之節，不常其性耳。視玉帛而取之者，則曰牽於寒餓；視家國而取之者，則曰救彼塗炭。牽於寒餓者，無得而言矣。救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為心。而西劉則曰：“居宜如是”，楚籍則曰“可取而代”。意彼未必無退遜之心、正廉之節，蓋以視其靡曼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為英雄者猶若是，況常人乎？是以峻宇、逸遊，不為人所窺者，鮮矣。
全文不足一百七十字，卻寫得深刻，具有強烈的諷刺力量，表現了作家的諷刺天才。辛辣諷刺在字裏行間無處不在。這些對現實辛辣的嘲諷，都源於他對現實社會的深刻認識，由此又反觀曆史，從而得出異於常人的結論。此文中隨手拈來劉邦、項羽的史實為例，借題發揮，把統治者嬌言飾性的醜惡嘴臉揭露的淋漓盡致。《唐才子傳》說羅隱“詩文凡以譏刺為主，雖荒祠木偶，莫能免者。”對羅隱諷刺藝術的全麵性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我們閱讀他的小品文，往往讀後能意會其強烈的諷刺力量，這說明他的諷刺是隱性的、含蓄的、深入在意蘊當中。文中沒有直接指明哪個為盜，哪個為賊，但從劉邦、項羽的“退遜之心，正廉之節”到“視其靡曼驕崇，然後生其謀耳”，自然應歸入“盜”之列，哪裏是什麼英雄！說明凡是想要占有天下總要找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的，以濟民為名，行竊國之實。全文層層剝蝕揭示，批判諷刺相當有力。他的文章大多都是借古諷今、借物喻人，《說天雞》僅百餘字，借義子養雞的不同方法而結果迥異的事實，鞭撻了唐王朝的用人政策，那些“峨冠高步”者實是外強中幹、中看不中用的繡花枕頭。《越婦言》中借朱買臣去妻之事，諷刺讀書人表麵標榜“匡國”、“安民”，實際上都是為了富貴通達，借此傲慢於人，驕奢於人。思想深刻敏銳，筆文犀利幹脆；“虎豹之為害也，則樊山不顧野人之菽粟；蚊蜃之為害也，則絕流不顧漁人之釣網，其所全者大，所去者小也”，“佐盟津之師，樊山絕流者也；扣馬而諫，計菽粟而顧釣網者也。”（《辨害》）借用比喻來論證強暴之徒僅憑上書勸諫是無濟於事的，必須把它徹底消滅和鏟除方可，這是作者借題發揮之作，對唐王朝的黑暗腐朽愈演愈烈，因而滅亡是遲早的事而引發的議論。由此可見，羅隱的小品文能刺能諷，因事興感，借題發揮，慷慨激憤，短小精悍，犀利幽默。言之有物，從不發空論，從不無病呻吟，表現了關心蒼生社稷的儒士情懷。極具現實主義精神。
晚唐小品文短小精悍、文筆犀利，行文酣暢，深受後人喜愛。在萬馬齊喑的晚唐，出現這一短而精粹的文學篇斷是可貴的，大多數文人都能通過手中之筆，抒寫對現實社會的認識，反映當時社會弊端，揭露統治者荒淫之舉，鞭撻官吏豪紳的罪行，隻不過有的直接外露，有的文筆隱晦曲折，有的藝術性一般，有的藝術性高超罷了。就晚唐詩文而言，應該說，他們是為文壇辟疆開土的大員，就詩歌而言，“小李杜”在詠史懷古詩上大放異彩，新穎別調，創造性有目共睹，愛情詩是李商隱、溫庭筠獨辟的處女地，由低俗淺陋的女性器物及衣飾、日常起居的涉獵，到對心靈純潔，男女平等，尊重感情的大力開辟挖掘，高超而成熟的形製和藝術，讓世人曆經千古的欣賞、品讀，給後人留下了十分寶貴的精神食糧和燦爛的文化遺產，曆朝曆代享用不盡。小品文的出現，是中唐古文運動的衰落之後，呈現出的一朵豔麗的奇葩。晚唐社會中盡管有些文人消極頹廢，胸襟偏狹，反映社會生活不廣，奇情豔樂，追求形式美，但大多數作家的開拓創新精神是不能抹殺的。如果沒有“小李杜”的努力革舊出新，“二十八史論”之說從何談起，如果沒有李商隱《無題》詩對女性心理的“開疆辟土”，晚唐愛情詩對後人會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嗎？會有心理愛情渾融的詩境嗎？如果沒有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作家的關心現實人生，會有刺世諷喻的小品文嗎？時代孕育了文壇，現實成就了作家，那樣的時代和環境，造就了晚唐文學，盡管麵窄，但新氣象、新麵貌、新精神充溢著詩文領域，他們的膽識、激情、尖銳，確實為晚唐文壇帶來了一股生氣和力量。正如魯迅所說：“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文放了光輝。但羅隱的《讒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激憤之談；皮日休和陸龜蒙自以為隱士，別人也稱之為隱士，而看他們在《皮子文藪序》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並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塌糊塗的泥塘裏的光彩和鋒芒”，《小品文的危機》。可以說，“小李杜”、小品文眾作家都是極富革舊創新的大家，是有大貢獻的一代著名的文人，其成就是彪炳史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