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煉字對後人影響相當大，特別是對中晚唐詩人影響最大。中唐詩人韓愈、孟郊、李賀、元稹的語言都受到杜甫煉字的影響，晚唐苦吟詩人受的影響更為深遠。韓愈的《山石》一詩，從時間上按行程順序一路寫來，行程中所見景物很多，詩人僅選蝙蝠飛和芭蕉、梔子之景，充分表現了詩人認真取舍材料的思維過程，其中“山紅澗碧紛爛漫”中的“紅”、“碧”色彩字就體現了煉字的功夫。山中的雨過天晴，陽光普照，讓人看到澗水經雨後更深更碧更淨，山花經過雨的洗滌後更紅更鮮豔奪目。山紅而澗碧，紅碧相映，色彩就更為明麗了。詩人捕捉到了雨過天晴，秋陽高照下的山花、澗水所特有的光感、溫度和色調，因而感到光用“紅”、“碧”還不夠味，又用“紛爛漫”加以渲染，這樣才把“山紅澗碧”的美景表現得鮮豔奪目。《雉帶箭》中“雉驚弓滿勁箭加”，這一句中連用一“驚”一“滿”一“勁”一“加”四個表示迅猛的字眼，緊湊簡練，幹脆有力，充分體現了詩人煉字的精神。《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首聯“朝奏”、“夕貶”、“九重天”、“路八千”筆勢縱橫，開合動蕩，對比非常鮮明，顯示了高度的概括力。其中第三聯“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中“雲橫”、“雪擁”，境界雄壯闊大。“橫”狀雲的廣度，“擁”狀雪的厚度，二字的力度極大，顯出詩的磅礴氣勢，產生了撼動人心的力量。
杜甫使虛字入詩，如“觀乎舂陵作，欻見俊哲情。複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同元使君舂陵行》）；“杖藜歎世者誰子”（《白帝城最高樓》）；“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峽口兩首》）等等這些對句法的革新，對韓愈影響很大，如：“官隨名共美，花與思俱新”（《和席八十二韻》）；“子去矣時若發機”；“或采於薄漁於磯”（《送區弘南歸》）；“顧未知之耳”（《嘲魯連》）；“無曰既蹙矣”（《古風》），可見，他步杜甫後塵，又進行了大刀闊斧的創新，即鬥奇步險，大量虛詞入詩，散文句式，無怪不生，無奇不有，氣勢逼人，語句錯落有致，形成了獨特的詩格。趙翼評曰：“昌黎又嶄新開辟，務為前人所未有。”（吳文治：《韓愈資料彙集》第1316頁，中華書局，1983），這一評價十分到位，概括出了韓愈在詩格上的突出貢獻。劉禹錫“歸目並隨回雁盡”（《再受連州至衡陽酬柳柳州贈別》），“並”、“盡”用的十分傳神，把二人共同的望鄉之情極為淒婉地傳達了出來。姚合的“清夜滿城絲管散”（《窮邊詞二首》）其一中的“散”字用的極妙，把萬家歡樂，沒有邊警之擾的景象烘托了出來。張祜《題金陵渡》，“潮落夜江斜月裏，兩三星火是瓜洲”中的“斜”字非常好，既寫景，又交待了時間，與第二句中“一宿”又相呼應和溝通，用筆十分細膩而輕靈，顯得渾融無跡。杜牧《泊秦淮》“煙籠寒水月籠沙”中的“籠”字用得好，這兩個籠字把煙、水、月、沙四景物和諧地融合在一起，繪成一幅極其淡雅的水邊夜色。它是那麼柔和幽靜，而又隱含著微微浮動流走的意態，筆墨是那樣輕淡，可那迷蒙冷寂的氣氛又是那麼濃。像這樣的例子很多，舉不勝舉。特別是苦吟詩人更為厲害，到了“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地步，據說賈島因苦吟“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憶江上吳處士》）時在長安街上，衝撞了京兆尹劉棲楚；醞釀“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題李凝幽居》）一聯時又冒犯了京兆尹韓愈。賈島等詩人苦吟成癖，煉字在他們的詩作中隨處可見。如賈島的：“溝西吟苦客”（《雨夜同厲玄懷皇甫荀》）、“苦吟誰喜聞”（《秋暮》）、“風光別我苦吟身”（《贈劉評事》）。姚合雲：“欲識為詩苦，秋霜苦在心”。（《心懷霜》）方幹雲：“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閑居遣興》）後人對他們的苦吟多有評價：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雲：“賈島雲：‘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雲：‘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不知此句有何難道，至於三年乃成，而一吟淚下也”。方回《瀛奎 律髓》卷十二雲：“（姚合詩）所用料不過花、竹、鶴、僧、琴、藥、茶、酒，於此幾物，一步不可離，而氣象小矣”。又同書卷四十七雲：“晚唐詩料於琴、棋、僧、鶴、茶、酒、竹、石等物，無一篇不犯”。這些評價都說明晚唐詩人詩歌內容偏窄，反映社會生活不廣，且甚少，更談不上深刻了，但對晚唐詩人來說，他們的苦吟，既有創作中的苦心經營，又有詩境營造的清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