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以少總多的藝術特點，總是用小數字反映大數字的內容，由單一的數字反映出更為廣闊而豐富的世界，反映出深廣的社會內容和意義，所以，詩人們在創作中，總是把一個數字巧妙地引入詩中，從而為詩歌增色添彩。
二、一與十的關係
唐代詩人非常懂得多與少的辯證關係，並且在詩中，把這一關係處理得很好，古人雲，事不過“三”，詩中一般用數字如超過“三”就太坐實了，為此，唐人最多用“一”，並且“一”用得還很奇妙，從數量的概念來說，“一”就是指“這一個”，但從思辨哲學的角度來看，“一”既指“這一個”，又可以指無數個“一”的總和，即以“一”來代表多於一。這一點，早在初唐，華嚴宗創始人法藏就闡述了“一中多，多中一”的哲理。他指出“一”和“多一”是可以互相包容的。他從兩方麵進行了論證：首先，從現象的“異體”關係來說，“一”和“十”雖然各有“自體”，但就“一”之作為“十”的基數來說，“一”本身含有“十”的因素。這叫做“一全有力”，能使“十”容納於內。其次，“一”是相對於“十”的基數獨立存在，“十”則是十個一，“一”的本身即含有“十”的“自體”在內，所以說“一中即具十”。同樣，“一”畢竟與“十”作“一”存在於“十”之中，所以說“十中一”。古人的以上觀點，如果我們撇開詩論者把問題引向唯心主義的方向這點不談，單是擷取它合理的內核，那麼“一”與“多一”能夠相互包容這一點，我們是能夠接受的，其實，我認為這是詩人對數字的暗用，如果要與詩銜接起來的話，那就必須通過聯想或想象才能把缺失的內容彌補全，“多中一”或“一中多”如果沒有聯想或想象是難以實現的，就純為虛空的了。在“多中一”或“一中多”的思辨關係中，王維處理得很好，藝術中的多不如少，在少中富有多，這樣才能給人以豐富的聯想空間，如王維的《雜詩》中有“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詩中雖然沒有數字運用，但向故鄉的來人詢問的諸多事情不就是數字的運用嗎？詩人向來人詢問的事可能很多，有三件五件，也可能是十件八件，詩人引入詩中就不宜過多，應少而精、最能象征人的情感特征的事物最好。王維這首詩僅問一件事，這不可能，也不現實，但所問的都寫入詩中更不可能；寫的事件多，王維認為不必要，就像同一題材的詩，陶淵明的《問來使》共問了三件事，八句話，看來陶淵明深諳中國人“事不過三”的傳統習慣，王績的《在京思故園見鄉人問》問了一件又一件，無所不問，真到了事無巨細的地步。王維認為他們問得太多，有失含蓄和蘊藉，大可不必。
因為王維是學佛入道的，所以他懂得“一中多，多中一”的思辨關係，詩中的“寒梅”，既是“這一個”，卻又不止是這一個。“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這裏的“一”是大“一”，他問梅花，確實問了，但又不止於問梅花一事，其他的也都問了，隻不過沒有必要寫進詩裏，因為他知道，“一”中含有“多一”，“多一”可以表現為“一”。所以寒梅既是“一”，又是“多一”。隻問寒梅，就能暗示也問了其他，不象王績問這問那，問的索然無味了。唐詩中，這種暗用數字的技巧，實際上卻包含著最高級的技巧。王維獨問寒梅，就是通過特殊體現一般的典型化技巧，而這種技巧卻是用一種平淡質樸得如敘家常的形式來體現的。正是寓巧於樸。歐陽修《六一詩話》記梅堯臣的話說：“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難寫之景”包含了眾景如何取舍的問題，“不盡之意”更是個如何處理“一與多一”的關係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