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解】
本文是對《南齊書》校正後寫的序，文章在論述了史書寫作的目的之後，提出了自己的創作主張。即：“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何可得而稱也。”此雖稱“良史”，古代文史哲一家，曆史學家兼著作家的多有人在。所以，這也就是曾氏的文學主張。
至於曾氏本儒學觀點闡述這個主張，自然對司馬遷作《史記》雖有讚揚之辭，而根本上是貶斥的。這是立場觀點和學術觀點不同的體現。是班固論《史記》“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的繼承。《史記》是具有民主精神的，司馬遷為出身傭工的造反者陳涉立傳，把他跟孔子同樣列為世家就是明證。曾氏的反對司馬遷，正見出他立場的不對和學術觀點的保守。至於文學上的成就，那就不是曾氏幾句話就抹煞得了的。
文章最後又回到對蕭子顯的看法，以及對這部史書的評價，這都是序文應寫的內容，顯行首尾照應，結構嚴謹。
【原文】
《南齊書》[1］，八紀，十一誌，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為《十誌》，沈約又為《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2］，別為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敘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3］，則必得有所托，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韙[4］德非常之跡，將暗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奸回凶慝[5］之形，可幸而掩也。
嚐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6］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7］，以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二典[8］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跡也？並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9］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10］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11］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12］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
兩漢以來，為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13］從五帝三王既歿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14］，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15］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跡、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16］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17］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
夫自三代以後，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18］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顧[19］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20］，遷、固[21］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為也。
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22］，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繢之[23］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才固不可以強[24］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跡曖昧，雖有隨世[25］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26］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27］，悖禮反義[28］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托不得其人故也？可不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