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論述一下這方麵的問題。古代所稱為好史官的人，他的高明必定足夠周全地了解萬事萬物的道理，他的“道”必定足夠適應天下的運用，他的智慧必定足夠通曉難於理解的意思，他的文辭必定足夠表達難於顯露的感情，然後，他的職務就可以相稱了。憑什麼知道他是這樣呢？從前堯舜有絕頂聰明的秉性，有細微高妙的道德，使跟隨他的人不能知道，知道他的人不能說出來，他們把這個作為治天下的根本。他們號令所公布的條款，律製度設置的內容，那言辭最簡約，那體製最完備，已成了治理天下的工具，而寫這兩部典籍的原則，推衍一下就明白了。兩部典籍記述的，難道隻是二帝的事跡嗎？那寫史的原則，一並跟那精深細微的意義流傳了，小的、大的、精細的、粗略的，沒有不概全的；根本的、枝節的、在先的、在後的，沒有不明白的。使誦讀史書內容的人，像處在當時，使尋求史書主旨的人，像接近那時的人一樣。這可以不認為高明足夠周全地了解萬事萬物的道理，“道”足夠適應天下的應用，智慧足夠通曉難於理解的意思，文辭足夠表達難於顯露的感情嗎？那麼，正當這時，哪裏隻是當政的人都是天下的學人呢？拿著紙筆而跟隨的史官，也都是聖人的門徒。
兩漢以來，撰寫曆史的人離開這些遠了。司馬遷從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夏禹王、商湯王、周文王、周武王已消失數千年之後，從秦火的餘燼中，承襲殘缺的經典，以及傳記、百家的說法，自得地摘取內容，來集中編寫那些善惡的事跡，興、廢的起因，又按自己的想法，創製了本紀、世家、八書、列傳那樣的文章，這也可以稱奇特了。然而（他）隱蔽妨害天下的聖人之法，是非顛倒又采摘錯亂，又難道少嗎？這難道不可以說他高明不夠周全地了解萬事萬物的道理，“道”不夠適應天下的應用，智慧不夠通曉難於理解的意思，文辭不夠用來表達難於顯露的感情嗎！
從夏、商、周三代以後，撰寫曆史，像司馬遷的文章，（司馬遷）也不可以不認為是出類拔萃的人物，是不平凡的學人。隻是認為他的高明不夠周全地了解萬事萬物的道理，“道”不夠天下運用，智慧不夠通曉難於理解的意思，文辭不夠表達難於顯露的感情，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聖賢的高尚情趣，司馬遷、班固都有未能純淨表達的地方，這些地方卻被後世的史家發現。所以，這些地方不能與他們的著作一道流傳。司馬遷的得和失如像這樣，何況其他的人呢？至於南朝的宋、齊、梁、陳北朝的後魏、後周的其他史書，就沒有議論的必要了。
蕭子顯對於這部史書中的文章，喜歡自由馳騁，其中更改、破分、雕飾、藻繪的情形特別多，而這類文章更低下，難道是才華本來不可以勉強有嗎？幾代的曆史已經這樣，所以那史實曖昧不明，即使有跟隨時代來成就功名的君主，和跟君主合謀的臣子，但是，沒有煊赫得使天下人的耳目傾動、在天下人口中傳誦的。而暫時苟且地擺脫危險，違背禮義的人，也僥幸地不被暴露於世，難道不是托付寫史沒有得到恰當的人的緣故嗎？這能不可惜嗎！
史書是用來使治理天下的道理得到展示的書籍，所以撰寫史書的人，也必須是治理天下的人才，然後他擔任史官才可能相稱。怎麼可以忽視啊！怎麼可以忽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