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年七月二日
向愛投降
王 侃
一
《天鵝》是部不折不扣的愛情小說。掩卷而思，首先湧到眼前的問題是：徐小斌為什麼要寫一部愛情小說？
出道之初的徐小斌，以《對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調查》而引文壇注目。我曾撰文詳盡地論述過這部小說——這是個布滿了弗洛伊德和薩特身影的現代主義作品，是個由精神分析和存在主義相互纏繞的思想和語言的織體。在這部小說中，徐小斌通過景煥這個角色，開始了她對於“逃離”這一貫穿性主題的敘寫。不過，景煥式的逃離，並非失卻方向的狼奔豕突，相反，她執意地逃向孤獨：這是她主動選擇的投奔方向與最終選擇的停泊地。就此而言，徐小斌非常早地就在中國當代文學中捕捉、描畫和敘寫了“孤獨”這一現代情緒。景煥式的孤獨，有兩個層麵的批判意義：其一，在道德層麵上，它是對世俗沆瀣的抗議和蔑視，是對欺世者和偽飾者的嘲弄和鄙棄，這正如尼采所說：“孤獨作為對純潔性的一種崇高愛好和渴望，對於我們來說是一種美德，這種純潔性認為人與人之間——‘社會上’——的一切接觸總是陷入不可避免的非純潔性之中。”①因此，景煥不惜主動犯罪以此來擺脫工作、家庭、愛情等種種被她視為桎梏的社會關係；其二，在“存在”層麵上，也是更為重要的層麵上，景煥視孤獨為自由，因此她擺脫職業即擺脫冷酷的製度，掙脫家庭即為了掙脫冷血的倫理，最後，她也漠視愛情，因為愛情也是一種社會關係，它意味著要進入對方同時也被進入，這兩者都難被自由原則許可。景煥在思索曇花於白天開放這一“越界現象”時，悟盡禪機般地說：“我認為，什麼都是可以實現的，隻要，隻要是自由的。”這一“自由選擇”思想，使小說由弗洛伊德主義一步邁進了存在主義，邁進了關乎現代社會和現代生存的“本體論”。
但是，如果一個人的卓然不群不被視為是超常而備受尊崇時，他/她便會被認為是反常而被遣入瘋人院，即重新納入一係列更為殘暴的強製性的規訓和懲罰體係。景煥便一度被送進瘋人院。這不僅是她的困境，同時也是自由的困境。景煥隻能耽於一個關於“弧光”的夢境以替代性的滿足自由的理想。最後，她投身人群，卻從此不知所終。由此，我們能觸摸到一種典型的現代主義美學情緒：一種困獸猶鬥般的憂憤，一種激情受挫時的悲愴，以及一種批判失效後的絕望。
我相信這部小說是徐小斌後來所有寫作的真正出發地，盡管她後來的作品更為強勁，更具厚勢，也更加寬廣。這個從小就孤獨而敏感的作家，幼年也曾耽於一個天國花園的夢境，在自我封閉的內心世界裏，通過聆聽神隻的呼喚，實施著對外部世界的逃離。我因此相信，景煥是她起筆之初筆端難掩的秘密以及最後敞然無忌的坦承。可以肯定的是，《對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調查》是她的錐心之作，生命之書，是她“以血代墨”的文學象征。自此以後，回應著某種神秘的呼喚，那些“逃離”的身影開始或密或疏、或急或緩地沉浮於她各種文本上下，奔突在“世界”的邊緣，帶著沉鬱的詩性，掩身綿長的絕望。
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因《雙魚星座》的出現，對徐小斌的解讀進入到了另一個闡釋空間。徐小斌自己說道：“在《雙魚星座》中，我第一次自覺地寫了逃離的對象——那就是這個世界，這個菲勒斯中心的世界。”①這表明了她“世界觀”上的一次演變：當她還是個少女時，與她對峙的所謂“世界”，是個“成人世界”；當她在風沙淬礪中成長為一個“成熟女人”時，所謂“世界”，是個“男人的世界”“菲勒斯中心的世界”。因此，在徐小斌的“世界體驗”中，“現代”已不是構成荒謬感的唯一因素，甚至也不是根本的、終極的因素。在她嶄新的世界觀裏，“性別”這一“根本性的權力概念”（凱特·米莉特語）使她對存在之荒謬感的探究、辨析與判斷，從保羅·薩特走向了西蒙娜·德·波伏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