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諾評價貝多芬時說，藝術家晚期都會迎來一種“災難性的成熟”，像一顆果子，不再甘芳，變得澀口、紮嘴。令人驚異的是，徐小斌後期創作出現了奇跡般的“返青”，新作《天鵝》大約是她寫過的最甘美的作品——有必要出現這樣一本書，它隻記錄愛！一曲紅塵悼曲，釋放了作家積累了一生的情愛力量，她的寫作已道成肉身，卻不得不一再返回到第二階段去哺乳她的作品—— 一對文學與音樂的孿生子。在一趟趟艱苦卓絕的返回中，作者認真與其他藝術形式展開對話，故事中的愛情與古典音樂有著完整的內在對稱，情節的推進時刻伴隨著樂曲的生長。《天鵝》可稱是文學史上第一部“伴奏小說”。音樂從文字中獲釋，或者說將愛情本身變成音樂。一件藝術品的存世價值就在於其提供的解讀空間，值得回味的是，《天鵝》的章節間出現了類似音樂中的停頓：創作主體跳出的刹那，形成一股分裂的力量，無限拓展了小說的維度，碰撞出充滿規則又姿態各異的種種回聲。在見識了“生活”這襲華美袍子上的跳蚤後，作者找到一種最本質的反抗——整部作品呈現出“裸化”的特質，借由一種光裸的語言，獲得抵達神性的捷徑，耀閃出愛情中的真理性內涵。這樣的風格成熟，但不能不說亦是“災難性的”，阿多諾再次應驗，誠如作者所言“裸臉都是要受傷的”！人類已承受不了太多的真誠。更何況，在一個被汙染的時代，一個人“背起一場黑色的雨”！
“男作家寫到最後擁有一切，女作家寫到最後一無所有。”但畢竟，文字是自願的囚禁與奉獻。卡爾維諾提到簡·奧斯汀時說，“我從未讀過她，卻隻因為她存在而滿足”。很多男權時代的女作家，貢獻給世人的不僅是作品，更多的是一種姿態，勾起代代人追憶神往。低調的徐小斌從來不以美女作家的姿態販賣自己的性別，她更像一個北京隱士，一切的話語都等待文本自己開口。將其簡單歸入“女性主義”，則是對她“輕蔑的致命的誤賞”。她的作品理應更適合擁有女性讀者，然而恰恰相反，這些文字實際更有益於男性。
在那些元氣淋漓的強大文本中，美與痛的難舍難分，個體與天地依然保有混沌初開時的相生相通，似乎“巫”的文明正在回歸。故事裏充斥著蒙太奇鏡頭、潛在線索和碎片情節，在它們模糊的邏輯麵貌下，是新浪潮電影對印刷書寫的一次更新！熟悉徐小斌的人都知道，她是個電影迷，從那兒，她得來一手剪輯絕活兒—— 一個天生的冒險家，嚐試著變換結構、語言以及敘事主體，放縱思想全憑手感對這些故事素材予以加工取舍。也許正是信息的不完全，造就了這些短篇千變萬化的幻影，叫人抓不住它們的真身，從而苦苦回味，亟亟想念。
當然，新浪潮並非徐小斌單一的寫作資源，她還隸屬於一個更遙遠更莊嚴的文學傳統。時至今日，國內主流文學還是現實故事的天下，多數老派作家——如莫言領取諾貝爾獎時發表的演講名字，還是——“講故事的人”。就小說而言，評論界接受的是到法國新小說為止的那個“傳統”，現實主義發展到卡佛、耶茨那裏就剩下描寫資本主義空虛的日常生活和破敗不堪的情感心靈。“完整性”的書寫失落了。然而，所謂傳統也是如同“小徑分岔的花園”，是多個顯性、隱性的傳統並存拚湊的世界。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法國新小說之後還有“烏力波”銜接起一個“智性寫作”的傳統。毫無疑問，這種飆想象力和抽象思維能力的“智性寫作”在當代中國文壇鮮有知音。何況，這種智力型原創還是由一個女作家來擔當，就大大不妥，人們更願意讓“她”去身體寫作。實難承認—— 一個小女人正給貧乏的當代人提供一種更高級的審美！在《圖書館》《美術館》《蜂後》等短篇中，俯拾皆是的智性因子被徐小斌以一副千金散盡的態度隨手揮擲，一旦我們的口味跟上，就再難逃脫其魅力。說到底，我們選擇哪一種傳統，決定了我們擁有的是哪一種文學。
完成於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