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想“做”好世間的其他工程，當然也有困難；但隻要我們用心——隻要勇於並善於從“現代”中尋覓出“古典”的話，任何險阻也不能阻擋我們的成功。
老字號與行政規劃
為什麼北京的老字號集中萌生、發展在前門？北京的前門商業區，又是怎麼一點點勃興、發達起來的？這一切究竟是偶然的，還是屬於必然？前門地區的行政規劃，在近百年來有過哪些有利於老字號的舉措？今後在振興老字號的活動中，如何利用行政規劃綜合力量，使其得到更有力的發展？
就以北京的前門為例，我以為能夠在這個地區萌生、發展出那麼強大的一批老字號，一點也不偶然。它是北京800年的曆史、地理、政治、軍事、文化、城市建築藝術諸多因素的組合作用，它是必然興起的商業活動在北京的卓絕體現。在北京的曆史上，也曾三度從行政規劃上設立“前門區”，從而給該地區的商業以有力的支持。
第一度是明代，據《日下舊聞考》中記錄，把北京外城分為五區，其中“外城中區”就以前門為中心。第二度是1930年，北平特別市降格為北平市，當時內城六個區，外城五個區，其中外一區即和上述範圍相仿佛。第三度是解放初期，大約有五六年的時間，北京設立了前門區。三度前門區所管轄的範圍，大約就是東到崇文門外大街，西到宣武門外大街，南到珠市口東、西大街這樣大的一塊“長方形”。
為什麼每次延續的時間都不太長？為什麼取消不久又重新複生？我想，這可能與實際管理中的是否方便有關，也可能與傳統文明當中正統觀念的隱約作用有關。解釋一下。因為中國傳統文明最講究均衡，一切都要左右對稱（比如左祖右社、左昭右穆、左上右下，左男右女，等等），作為都城就更應這樣。所以落實到行政規劃上來，就會以城市的中軸線為界，左邊設立了一個，右邊也得有對應的一個。左邊的有多大，是什麼形狀，右邊也都得相仿佛。這種劃分方法，嚴格來講，都是起到“拱衛”天子的作用，起到維護中國傳統文明的作用。所以在大多數時間內，北京就是按照左右嚴格對稱的原則，去指導行政規劃的操作和落實。但是，在實際的操作中，也時常碰到了困難，遇到許多難以克服的麻煩。比如在前門商業區，雖然有前門外大街把商業區一分為二，但作為顧客（特別是外地、外國旅遊者）來說，誰又肯把大柵欄和鮮魚口視為兩個行政區的地域？他們總是逛了東邊又逛西邊，希望東、西雙方都繁榮、都密不可分。但是，一旦由一個區把前門外大街的東、西兩側都管住了，一旦這個前門區在事實上形成為一個因密集而不可分開的“麵積”後，勢必把由紫禁城南來的那條中軸線給“堵塞”了，帝王之“氣”就不順暢了。這還了得？這怎麼可以？於是，剛剛連成了“片”的前門區，就必須從中間“劃”開，必須讓“王氣”從中間通過。這一點，在封建意識十分濃鬱的時刻，是會看得比什麼都重要的。於是，在幾度“劃開”管理之後的今天，我們就看到了如今的畸形而艱難的事實——前門地區被強行一分為二，東邊歸崇文區，西邊歸宣武區；但是前門外大街東、西側的店鋪買賣，卻一律歸崇文區管，西側隻有“彎”進了胡同的買賣（如大柵欄內部），才歸宣武區管。不知道這種規定源於何時？也不知目的何在？因為這一規定明顯更“偏袒”崇文區，同時也符合中國古代“左上右下”的原則（既強調左右對稱，又要讓左稍稍壓一點右）；但就是這樣，崇文區在前門的“商業實力”依然不如宣武區。宣武區在前門稍稍“吃了虧”，但由於和平門的打通，帶來了虎坊橋一帶的繁榮，並且和菜市口連成一片。這些，都是東邊的崇文區所不及的。話題還回到前門上來。要想真正讓前門商業活動繁榮起來，辦法就隻有一個：重設前門區。
這一重設的首要目的，是為了通過實踐去尊重中國的傳統文化，從而完善北京的“政治中心”兼“文化中心”的“軟任務”。“軟任務”如能實現，對於再造新的一代國民的精神素質，會起到潛移默化又有不可估計的作用。具體講，昔日是按照中軸線的思想來建設北京的，當時的主題是突出“帝王至上”，把故宮擺在了最重要的位置。解放後改造了天安門廣場，主題也變成“人民至上”。中軸線上最引人注目的亮點南移到了天安門。改革、開放以後，天安門廣場的形象有所變化，最大的變化，則是更南一些的前門。經濟生活終於理直氣壯占據了人們生活最主要的位置，前門由此也挺直了腰杆。由於城市北部增添了亞運村，顯得身後的“背景”稍稍沉重了些，於是北京南半部（也即是前門的“麵前”和“腳下”）就需要加重分量。辦法至少有二：
一是我國著名曆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先生建議的，把天橋改建成介紹當代北京民俗的一個超大型的曆史博物館，原因是當年在天安門廣場建設的中國曆史和革命史博物館容量有限，擴館的任務勢在必行。放眼全市，也隻有把曆史博物館的重建任務放在天橋最為適宜。“不妨設想，在舊日天橋的中心，開辟為天安門廣場正南麵的另一處人民廣場，兩者沿著全城的中軸線，一南一北，遙遙相望，天橋廣場的中央興建一組大型噴泉，因為這裏原來確有一條自西而東的小河流經其間，廣場周圍繞以環路，環路的外側，都作為興建曆史博物館的保留地帶，力求與天壇公園以及未來應該設法恢複的先農壇綠化地連接成片。”（《侯仁之燕園問學集》第229頁）。
二是根據上述建議，也根據前門昔日有過的功能，應該順理成章恢複前門區，使之具備古典商業的性質。要想做到這一點，除了行政規劃上的決定之外，還需要有其他的輔助措施：比如升華、再造曆史上的坊市製度。這需要做些解釋。曆史上的幾度前門區，都僅僅是從行政規劃上給予確定，並沒有對前門區內的居民分布和地段生產內容上做更細致的規劃。前門區商業繁榮了，從事這些小商業的人，都是很自然、也很混雜地聚居於此，那些需要從小商業中獲得收益的外來人士（外地人），同樣是很集中、也很混雜地聚居於此。一句話，一切都是自發形成的。
今天重設前門區，單靠自發就遠遠不夠。因為今天的前門區，無論是街道外部商業門類的搭配上，還是內部居民的從業種類上，都和首都其他地區沒有大的分別，都是極其混雜的，因而與之相連的改造任務也是極其巨大的。重設前門區，就要讓今天的它區別於首都任何一個其他的區，要讓今天的它具有若幹獨特的素質——主項是顯現老字號風格的小商業，而且周圍的居民區同樣可以用於遊覽，它們應該顯現這種老字號風格的小商業的生成過程。這樣，使來此遊覽的人獲得了一個廣闊的天地，不僅在街道外部看到了小生產和小商業的結果，還在街道和胡同內部看到了這種封建時代底層人民世俗文化的形成過程。如果讓這種思緒得以積澱和升華，就會對中國封建時代晚期的商業活動和商業文化，產生出紛繁生動而又是立體的觀感。如果想得到這樣的結果，前門區（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就應該重開坊市製度，使之成為一種工作者和參觀者雙向參與的場所。所謂工作者，就是在前門區域既定坊市中工作的人（不一定在坊市中居住），一定要有足夠的表演意識和參與意識，並把自己的工作並不視為簡單的買和賣；所謂參觀者，既包括外地外國的來賓，也包括本市來此接受國情教育的年輕人。工作者和參觀者的位置不是既定的，有時是可以轉化的——如果參觀者一時興起，可以讓他們也參與操作，而原來的操作者可以轉向參觀，從這些陌生的操作者的操作當中，品悟到古典意識對現代人來說是多麼重要。
曆史上的坊市製度在今天早已是一種消極的東西。我們談到的，乃是汲取其中的部分合理因素，但又加以了改造，它已經變成一種嶄新的事物。我以為，在明天現代化的北京城，如果在城市中心的前門，開設出這麼一塊古典的小生產、小商業的操作區兼遊覽區，其意義將是極其巨大的。而目前，宣武、崇文兩區正在大規模地拆遷，正在朝現代化大都市的模式前進。其初衷不難理解，因為建設現代化的都市樓房，經濟效益會遠遠超過重新設立“前門古典商業區”。在這個問題上，操有主動權的乃是中央和北京市。如果不從國家和首都的高度加以考慮，那麼統籌規劃並積極運行建立這樣一個前門區，自然就等於癡人說夢。而且時間越向後拖，重設前門區的任務也就越發難於完成。
不是不能在其他地區開設類似前門區這樣的“坊市製度”，甚至還可以說——如果在別的地區開設，費用還會少，完成期限還可以提前；但在其他任何地點開設，都會遠遠不如在前門區重設。原因也簡單，就在於前門是一塊曆史、政治、軍事、文化等等因素積澱起來的豐饒土地，這是其他任何地方所比不了的。它恰恰位於城市中心，恰恰經過了800多年的風雨，還恰恰位於北京的中軸線上。以前門為中心的一條南北走向的光譜帶，可以並且應該成為令人抽樣檢測昔日北京曆史和文明豐采的一種標誌。有此標誌，對於繼續維持國人心理上那種習慣和達到均衡的要求，是有無價的益處的。所以說，更換前門區的位置的做法，從短期看是可行和方便的；但從長期來看，卻是頗不相宜的。
上述關於前門區的主觀設想，純屬紙上談兵。我們麵對的現實則是：依然是宣武和崇文兩個區的行政區劃。既然城市建築的建製還沒有變，那麼與前門相關的兩個區，也隻能各自為戰。
我們看到，崇文區把城市改建的重心放在崇外大街，放在原花市的改造，對改造前門則“興趣”不大。這一切都有實際存在的客觀原因。國務院頒發的北京城市規劃草案規定：前門外的建築限製在一定高度之內，所以前外大街兩側的改建很難。從表麵上看，前外大街兩側的店鋪都屬於崇文區，好像占了便宜，但有了這個規定，就等於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再說，前外大街的改建是一個極大的工程，無論中央還是北京市所屬的區，都不會（也不敢）貿然行事。倘使行政區劃上有個完整的前門區，街道兩邊都是“自己的”，有了問題責無旁貸，有困難直接向市府乃至中央反映就是了。現在則不然，前門一分為二，崇文隻是一半，但又要管到大街的兩側，而且弄不好還會留下千古罵名，真是何苦？與其這樣，還不如從自己一個區的立場出發，那麼一來，工作的重心自然就會遠遠躲開這塊十分不好“弄”的前門。當然，工作的結果也就很難顧及整個城市的“平衡”了。
再看宣武區。其積極性則十分顯著，他們知道，自己這個區很多方麵在全市不占優勢，唯獨市民文化方麵有獨特的地方。他們已然改造了天橋，並且還要繼續改造下去，但和侯仁之教授的上述設想頗不一樣。這也是沒奈何，因為天橋東麵的那一半，本來就不屬於宣武區管轄。最近，他們又開始了改造前門大柵欄（不包含前外大街）的計劃，在前門大街的西側，初步劃定了一個四方的區域，作為開發的重點。他們聘請了北京各方麵的專家和學者，來關注這一工作的進程。其中有硬件也有軟件，作為區領導，特別關注使硬件和軟件能夠在實施的過程中得以“磨合”。這種積極性和求實精神，應該說是十分難能可貴。但是，他們的工作越是成功，北京城整體上的東西對稱，大約也就越發會失去平衡。
總觀前門大街的兩側，都以各自為政的態度進行著自己的建設。雙方都在有條不紊，但兩個有條不紊沒能集結在一起，沒能擰成一股繩。估計這樣久而久之，原來前門那種中軸線的形態就會消失，變得東輕西重。如果再這麼下去若幹年，現在的前門又將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下麵總結一下重新部置老字號與加強行政規劃的聯係：
應該未雨綢繆。未動兵馬，圖紙上要先有計劃。否則在北京市的土地上真的動作起來，一切就不可收拾了。過去梁思成有過建議，沒聽，城牆拆除，一切不可挽回。目前天橋的改建，一方麵是在“點”上具有成效，但在“麵”上未必符合整體的城市規劃。對於前門到底準備如何規劃，似乎也到了一個不容再等的時刻。
老字號對操作者和研究者的潛移默化
一個在老字號中專心工作的人，或者一個專心研究老字號的人，與身邊現代社會中的其他人相比，應該說都是很有特點的，都會受到自身工作潛移默化的影響。
比如，某甲在老字號飯館中擔任廚師，和其他不是在老字號飯館中工作的同齡廚師，又應該有哪些區別呢？很可能是這樣的：某甲在準備原料時的刀工很講究，炒菜時也很重視火候，但最大的區別，是某甲並不把這一切單純視為枯燥、單調的勞動，他會為自己的操作具有很強的藝術性而陶醉，他可能給自己的刀法命名，他可能對炒菜的火候做更深入、也更“文化”的分析。還比如，某乙是全聚德（而不是沒名的烤鴨店）的烤鴨師傅的話，那麼很可能像電影《老店》中描繪的那位清末烤鴨名師孫老夫子一樣，在自己的步伐上講究起來。一旦有了自己的“步伐”，也就有了烤鴨成功的訣竅，因為“步伐”是自己摸索出來的，勞累程度也會因興奮而減輕。如果某丙是老字號店鋪當中招待客人的服務員（老名叫做“堂倌”），就會在待人接物上積累功夫。他可以藝術地吸引一大批懂得“吃”的人，成為自己的顧客，自己以後流動到哪個飯館，自己的顧客就會追蹤“跟”到哪個飯館。某丙雖然不直接提高菜肴的質量，但有自己的存在，卻可以提高某丙所在飯館的知名度，也可以提高顧客心理上的愉悅程度，提高顧客的曆史知識和文化修養。所以說，但凡在老字號工作久了的，勢必會得到一種莫名的“營養”——對傳統文明的由衷熱愛，並且願意通過自己的工作，把這種熱愛傳達出去，由每一位自己接待過的顧客擴散開去。這難道不是貢獻？這難道沒有價值？
但是，老字號中這些工作著的人（某甲、某乙、某丙……），由於受到小生產和小商業的影響，就又容易走向另一個極端：脫離時代的脈搏，習慣自我陶醉，滿足小環境的安適，缺乏開創新局麵的“大手筆”。這種東西如果長期視而不見，那麼就有可能在思想上落伍。如果為老字號人也安排一些“走出去”的機遇，那麼他們在新生活麵前所得到的感觸，就有可能比一般人要更強烈。一旦形成“衝撞”，所形成的“火花”也就格外耀眼。走出去，有可能使他們“大”起來，可能會使得外界的大生產取得重要的發展；以後一旦“小”回去時，又會對原來的生產流程和工藝韻味等等，產生深刻的反思。這時，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就成為領導繼續衝鋒、保持和升華優良民族形式的金鑰匙。
我曾在深圳見到另一種意義的“前店後廠”。是某些公司在前進中發現了自身的局限：廠房過於狹小，原材料價格過於高昂，職工過於密集，不利於進一步的開拓。他們調整了工作部署，把原來在深圳的整個工廠，改成統一的“前店”，做產品最後的精加工；他們聯係了廣東梅州，那裏的原材料比深圳便宜，勞動力也相對便宜，於是就把那裏當作自己的“後廠”，進行產品的粗加工。這樣重新擺布了生產流程之後，即使加上梅、深兩地的運費，也還是比從前“合算”。這樣處置之後，立刻見到了成效。深圳的公司經濟效益大大發展，梅州的經濟也被帶動著起飛了。深圳市委副書記向我介紹了這一種“前店後廠”，並且把他在報紙上發表的文章拿給我看。沉默良久，我相信它不會是憑空掉下來的。它的出現要有兩個條件：一是一批以“前店後廠”為特征的老字號進入了深圳，其生產方式業已引起了當地人士的關注；二是深圳新的現代化大生產早已鋪開，成果是巨大的，但也或多或少暴露出一些後遺症。正是這兩個方麵進行了對撞，於是新層麵意義上的“前店後廠”才可能在深圳橫空出世。